复坚守不下。”
事实是什么?攻城没攻下,败了。
在潭州,蒙古人同样并没有取胜。“蒙古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帅臣向士璧极力守御,既置飞江军,又募斗弩射,朝夕登城抚劳。闻蒙古后军且至,遣王辅佑帅五百众觇之,遇于南岳市,大战,却之。”
东的少傅张世杰,这个时候也开始露出头角,“张世杰遇蒙古兵于?草坪,夺还所俘。乙酉,加环卫官。”嘿嘿,就是不知道假如他遇到张柔会怎样?
即使是元史中为老忽歌功的、所谓的获得了宋的岁币,也是清汤稀饭,没有干货。《续资治通鉴》记载:
(忽必烈)乃发牛头山,声言直趋临安,贾似道大惧。会合州王坚遣阮思聪掉急流以蒙古主讣闻,似道意稍解,遣宋京请和,愿请行人会议。赵璧请行,忽必烈遣之。璧登城,宋京曰:“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各二十万。”璧曰:“大军至濮州,诚有是请,犹或见从。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贾制置今焉在耶?”
璧行时,忽必烈戒之曰:“汝登城,必视吾旗,旗动,速归可也。”至是,适见其军中旗动,乃曰:“俟它日复议之。”遂归。
这和元史《列传赵璧》中是一模一样。议都没有议定,又何来的输钱帛。因此,所谓得到岁币,也就是宣传,给老忽贴金。
宋军在合州、潭州、鄂州等地的顽强反击,甚至以后在忽必烈的心中都留下了一些阴影。
(至元)十年,拜(姚枢)昭文馆大学士,详定礼仪事,其年,襄阳下,遂议取宋。枢奏如求大将,非右丞相安童、知枢密院伯颜不可。伯颜既渡江,遣使奏事至。世祖夜召见枢。忧形于色,曰:”昔朕济江,而家难作。今伯颜虽济江,天意与否,尚未可知。宋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视之。所有事宜,可书以进。”
由此可见,忽必烈的心中,对征服江南是没有把握的。可是,坚定其心、给老忽出谋划策的,恰恰就是这些儒生和汉人。
除了叛将刘整在征宋之前,如此说老忽:“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者,不为正统。”
哪个姚枢针对忽必烈的担忧,进言:“陛下降不杀人之诏。伯颜济江,兵不逾时,西起蜀川,东薄海隅,降城三十,户逾百万,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军官不思国之大计,不体陛下之深仁,利财剽杀所致。扬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战,我虽克胜,所伤亦多。宋之不能为国审矣,而临安未肯轻下,好生恶死,人之常情,盖不敢也,惟惧吾招?止杀之信不坚耳。宜申止杀之诏,使赏罚必立,恩信必行,圣虑不劳,军力不费矣。”
我们从来不是被别人打败的,能够击败我们的,是自己人。
面对即位之初的内忧外患,忽必烈不可能再四处树敌,他必须缓和与宋的关系,甚至主动妥协,以便腾出力量来应付“汗位之争”。而在当时,为防止宋乘隙进军,在宋蒙边界上,北元还驻有重兵。
《元史》记载:会宪宗崩,世祖以霸都鲁总军留戍,轻骑先还。
“世祖北还,使(张柔)统诸军以俟后命。”
因此,这个时候,宋帝国牵制了忽必烈许多的力量,北元帝国的形势是腹背受敌,他的谋士们深以为忧。
谋士廉希宪进言:“鄂兵未还,宜遣使与宋讲好,敕诸军北归”。
郝经上书:“臣又切见江上退师以来,宋人颇有轻中国之心。盖彼疮痍未完,不敢窥伺。然国家不可不为之备。四川、河南、京东、山东当置四总帅:四川自成都至兴元接上均州置一帅,河南自唐邓至陈、颖置一帅,京东自睢、亳至宿、泗置一帅,山东至邳、徐、沂、海并东北海口置一帅,于陕西、河南酌中处置一大行台总统东西,以壮国家藩垣,便使宋人请和,边备亦当如此。”
和这些人相比,董文柄顶了个北元第一汉奸的帽子,但为什么这些替别人出谋划策的家伙,没有背上骂名,反而董文柄这个武将顶上了呢?就因为他们是儒生?在我们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怕是还有些更深的东西吧。
中统元年四月,忽必烈即位的第二个月,立刻派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赐佩金虎符、充国信大使,携国书出使南宋,主动向宋谋和。
对手的困顿,即为吾之机会,但可惜的是,我们的帝国还沉浸在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景象里。
郝经使宋,在儒生们的渲染下,算是元史中传奇的事件之一。但他的这个出使,引发了北元帝国的另一个矛盾,除了蒙古人的分裂,北元帝国的又一裂缝也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