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曾城府很深,善于钻营,是陈立夫、陈果夫的表兄弟,对二陈很恭敬;和邹韬奋系“老同学、老朋友”,对邹却穷凶极恶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省吴兴县双林镇人。1896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
他和CC派的两位老祖宗(指陈果夫,陈立夫)是表兄弟关系。徐恩曾从美国留学回来,做过电机工程师,还在陈立夫把持的建设委员会无线电工程处干过一段。因为他既是二陈的表兄弟,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做事情有些能耐。1926年,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第一任台长。1928年,便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的陈果夫调到部里安排了总务科长的职务。徐恩曾城府很深,善于钻营,很有投上司所好的本领。在握有实权的二陈面前,他表现得特别恭顺,说话嘴很甜,张口“果兄”,闭口“立兄”。二陈乘车,他亲手给他们开车门;二陈交办的事情,他奉命唯谨,从来不打折扣。他做总务科长一年多,做了好几件很讨二陈喜欢的事;他负责管理的文书档案井井有条,建立了一套相当健全的制度;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装配了一部新电话总机,编了一套较复杂的密电码;在经费开支方面,做到了“厉行节约,开支合理”;他不仅不贪污,偶尔还解私囊为“公家”暂时垫进几个钱去……因此,没有多久,他就取得了二陈的信任和赏识。
中统的原始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活动起来后,当时的科长是吴大钧。吴大钧和徐恩曾是浙江同乡,也是留美同学。徐利用这种关系,千方百计同吴拉近乎。并且极力从吴口中探听有关调查科的情况。由于徐在美国学习时注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些情况,便不时地参照美国的做法为二陈出主意,改进特务工作,一方面表示他对这项工作的热心,再方面借机卖弄他的博学和才智。1929年,吴大钧调走,叶秀峰继任。同年冬,因某一件事,叶与陈立夫翻了脸,叶消极抵抗,请假到杭州“休养”,徐被委为兼代调查科长。这个时期,徐恩曾为取消这个“代”字,挖空心思。他除了对二陈再三表示忠顺和殷勤以外,极力显示自己对特务工作的兴趣和本事。他还不时地派人前往杭州向叶秀峰“慰问”,探听叶的去留态度,相应地做些促叶退位的工作,争取叶为他说点好话,叶秀峰当时本来看不起徐恩曾,徐恩曾不仅不计较,反而曲意奉承,向叶表示尊崇和听命的态度。经过一个时期的活动,叶表示坚决不回调查科工作,要为CC派搞外围组织F.F.。于是徐被委为专职调查科长了。
徐恩曾一经登台,便劲头十足,表示定要为他的主子干出点名堂来。在他正式担任了调查科长的1930年,他为了加强反共力量,确实做了几件对以后特务组织的发展较有影响的事情。比如,以前调查科是两面作战,一方面与国民党内部的所谓异己势力如汪精卫、胡汉民等各派系斗,一方面与共产党斗。
1930年以后,随着蒋介石集中全力剿共,调查科将其全力转向对付共产党了,为了适应情况的转变,在调查科里边增设了一个专门阴谋策划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最机密部门特务组。特务组的成立,是调查科成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机关的标志。特务科的办公地址不设在丁家桥国民中央党部,他们的活动,开始一段时间,在调查科内部也是秘密的。其次,从接受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六期毕业中,一下调来了骨干分子20人,使调查科成了组织部最大的科,特务骨干力量有了明显增强。另外,和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挂上钩,由谷聘请徐恩曾为顾问。徐推荐他的骨干顾建中、季源溥等做宪兵的督察、教官之类,极大地密切了两个反共组织的关系,他们共同对付共产党人,逮捕、关押、审讯、枪杀是通过宪兵去做。而策反、劝降,则往往由调查科去做。
徐恩曾和军统头目戴笠,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臭名远扬的人物。戴笠面色发黑,浓眉傲眼,外形呈凶相;徐恩曾则面庞白皙,戴金丝眼镜,衣着讲究,说话举止文质彬彬,经常面带笑容。很多初和他接触又不明底细的人,往往提出疑问:他是两手沾满革命人士鲜血的特务头目?
李公朴先生从中学到大学,和徐恩曾曾是同班同学的邹韬奋先生,在《抗战以来》这本书里写道:“徐先生的仪表和他担任的职务,似乎完全不配合,他的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他无论穿西装或中装,都漂亮整洁,在学校时,他的房间布置得最整洁讲究……”
就是这样一个外貌像书生的人,为了弄清邹韬奋先生的政治面目——是否共产党人,对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徐当面对邹的称呼),派遣特务跟了7年之久。一次,他直接警告韬奋先生:“到了现在的时候,不当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其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无所谓民众立场。你们这班文化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替共产党工作!”当时,韬奋先生面对特务头子的威胁,毫无畏惧,他以锐利的目光,透过深度的近视眼镜,盯着徐恩曾,义正词严地说:我不是共产党,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照法律应该有这个自由!他以战士的姿态回答徐恩曾后,愤愤然拂袖而去。徐恩曾对在场的潘公展说:这种书呆子,等我收拾他!
就是这样一个外貌温文尔雅的人,歇斯底里地对待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人士。他施展各种阴谋诡计,采用卑鄙龌龊的手段,陷人于囹圄;他驱使如狼似虎的特务,肆意逮捕杀戮,使无数有志之士被杀害。
因抓获中共叛徒顾顺章有功得以飞黄腾达,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都倒在了他的屠刀下
调查科虽说是蒋介石的保镖,是二陈手中掌握的工具。可是,徐恩曾虽然做了调查科的头目,但他并不能和他要保的主子蒋介石直接发生联系。他在蒋介石那里挂上号,并得到宠信,是从顾顺章被捕叛变开始的。
顾顺章,宝应县白杨人,原来是个流氓无产者,曾在上海烟草公司做过小工头。“五卅”罢工斗争中,他表现勇敢。后来,到苏联学过一段政治保卫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他当过工人纠察队长,参加过一些指挥活动。1927年“四·一二”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工作,是领导成员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为他追求个人享受,生活趋向腐化,个人野心时有暴露,周恩来同志曾多次严厉地批评过他,并且在后来把他调出了特科。
1931年春,为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和毛泽民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央派他到武汉布置行走路线。他完成任务以后不立即返沪复命,竟自由行动,住在大智旅馆,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场演起了魔术。后被调查科驻汉特派员蔡孟坚侦知,因而被捕。
蔡孟坚是徐恩曾做调查科主任以后派往武汉的,当时调查科下面没有普遍建立下级组织,只在上海、开封和武汉各设一个特派员,上海是杨登瀛,开封是黄凯,武汉是蔡孟坚。蔡孟坚是江西萍乡人,在武汉的公开职务是行营侦缉处副处长,此人反动异常,曾化名深入红军开辟的红湖区进行过侦察活动。在武汉,他利用叛徒指认、追捕共产党人,使党的一些组织连连遭受破坏。1931年初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及其夫人,就是被他逮捕后杀害的,同年4月份,他得到情报:一个重要中共人员,以耍魔术为掩护,在武汉进行活动。他立即把尤崇新等一批叛徒派出去,让他们做彻底叛变的“实际表现”,化装上街指认共产党人。4月24日,尤崇新在汉口特三区小高尔夫球场前,发现了顾顺章,他为叛卖立功,连声呼喊:“他是上海暴动的总指挥。”
顾顺章没有躲闪,便被特务所逮捕。事后得知,顾顺章早就有投敌的打算,他在家里已经起草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只是还没有发出,因此他被捕以后,未经任何周折,立即叛变,并且向蔡孟坚提出:“我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请迅速安排本人晋见蒋总司令,我要当面陈情。”在蔡孟坚与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向南京发电请示以后,当晚由宪兵随特务押解顾顺章乘江轮驶往南京。顾顺章为表示他对敌人的忠诚,在离开武汉前,出卖了共产党在武汉的交通机关,鄂西红区及红军驻武汉的办事处,以及江轮上的一位做工友的共产党员。
因案情重大,怕中间出纰漏,翌日清晨,蔡孟坚又乘飞机提前赶到南京。在押解顾顺章的江轮到南京后,江轮不能靠岸,也为了保密,由蔡孟坚和徐恩曾的其他几个骨干,乘一只小船到江心把顾接上岸来。顾来到南京中山路305号徐恩曾秘密办公处时,顾告诉蔡孟坚这是共产党在南京的一个通信处,请赶快逮捕徐恩曾身旁的机要秘书钱壮飞,钱是共产党员,这对徐恩曾说来,简直是晴天霹雳。徐恩曾惊慌万状,面色苍白,赶快在调查科各部门查询钱壮飞的去向,并派人四处寻找。
钱壮飞是徐恩曾招收无线电人员时考进去的共产党员。他聪明干练,书写,绘图,待人接物,样样精明,又是徐的同乡,因此很快就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和周围人的好感。并且越往后越受到徐的器重,后来就做了徐的机要秘书。徐恩曾制定计划、发布文件,答复来往函电,多要请钱代庖。因为在南京国民党机要部门中有了这样一位忠勇机智的同志,国民党的许多机密便为中国共产党所了解,所以,国民党特务尽管在上海用最大的气力追踪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在顾顺章被捕以前,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从来没有被破坏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周恩来等同志在上海办了多期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为党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干部。顾顺章被捕叛变以后,蔡孟坚发往南京的电报,在南京首先看到的,不是别人,而是钱壮飞同志。钱壮飞同志看到电报以后,知道顾顺章长期在特科工作,对中央机关的情况和负责同志的住址、行踪等非常清楚,认为情况万分紧急,他必须赶往上海向中央汇报。于是,他从容不迫地把汉口来电译好,送呈徐恩曾以后,以最快的速度到了上海。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上海的所有中央办事机关全部做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有过来往的负责同志全都搬了家,所有与顾有联系的关系全部切断。经过两天三夜不分昼夜地工作,一切都做了妥善的处理。
在徐恩曾确知钱壮飞已经出走以后,在南京继续派人追寻他的同时,亲自率领大批特务,押解着顾顺章赶到了上海。徐恩曾这个外表文雅内心凶狠又有勃勃野心的特务头子,很想借这个机会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一切机关、组织和负责人,特别是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切机关、组织和负责人,一网打尽,创建奇功。他一连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母亲、妻子、女儿虽然都在上海他也不去看一眼,国民党反动派称赞他“数过其门而不入”。
顾顺章这个灵魂丧尽的可耻的叛徒,为了保他的狗命,在敌人面前立功争赏,不遗余力地领着特务们东奔西窜,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搜查,又一处处布置监视哨,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处所,特务们走遍了,上海的许多地方被搞得鸡犬不宁,但是他的毒辣的计划却全都落空。
顾顺章为敌人破坏共产党在沪机关的目的没有达到,回过头来就出卖了当时在我国青年中很有影响的优秀共产党员恽代英同志。恽代英同志1930年在上海做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4月19日,他在某纱厂门口等夜班工人出厂时转交宣传口讯,被敌人突然逮捕。他化名王作霖,机智地对付过了诡诈的敌人,一直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坐了一年监狱,敌人也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恽代英。叛徒顾顺章,向敌人提供了他的化名,监狱号,并且告诉敌人,由于共产党人多方营救,近期内恽代英很可能获释。
徐恩曾让特务们拿着刊有恽代英同志照片的黄埔军校同学录到监狱做了核对,才肯定这位只承认自己是“赤色群众”的在押犯,确实是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二陈和徐恩曾等,对恽代英同志实施了一系列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使恽叛变。恽代英同志坚贞不屈,在酷刑下没有让敌人得到一句有用的供词。最后,经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毙恽代英。恽代英同志在临刑时,大义凛然毫无惧色,高呼“共产党万岁!”引吭高唱《国际歌》。
徐恩曾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想到当时的情景,他都要情不自禁地带上一句惊恐的话:“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于此!”
顾顺章叛变、恽代英被杀,在上海的中共机关被查抄,这在国民党反动派心目中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经过二陈的汇报、吹嘘,调查科这个特务组织在蒋介石眼里称得上功勋卓著,徐恩曾这个调查科头目也因而得宠了。接着,蒋介石召见了徐恩曾,给他以鼓励,还发了奖金。徐恩曾也借这个机会,争得蒋介石的恩准和支持,使他的特务组织来了一个大发展。至于钱壮飞打入敌人内部,上海搜查一一落空等等,徐恩曾对蒋介石则打了埋伏。
之后,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如翟秋白、毛泽民、陈潭秋等,都倒在了他的屠刀下。
打起反共的旗号,成立特工总部,8个月即杀共产党人近百
1931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使我近百万公里土地,三千万同胞,遭到日寇的践踏、蹂躏。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浪潮,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蒋介石因此而被迫下台。但是到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又继续发动侵略,临近“一·二八”事变时,蒋介石的亲信极力促蒋东山再起。这个从制造“中山舰事件”开始,连连掀起反共浪潮的蒋介石,再次登台以后,首先破坏上海抗战,随即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无耻地叫嚣,“第一个责任乃是剿匪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所属部下今后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
在这方面一直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二陈和因杀害共产党有功而得到垂青的徐恩曾,立即抓住这个时机,打起反共的旗号;更积极地招收丑类,开办训练班。经过一段筹备之后,在南京瞻园(原道署街)132号,建起了以迫害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人士为任务的魔窟——特工总部。
特工总部是个私生子、秘密机关,在国民党所有组织条例和规程中,都没有这个名称,局外人一般也不知道有这个组织。它的门口也从来不挂“特工总部”的招牌。从组织系统讲,上面它直属蒋介石,二陈则实际控制,徐恩曾为具体负责人。徐恩曾的官衔是主任,但特务们在正式场合称呼他“徐先生”,在非正式场合和私人交谈中称他“徐老板”,很少有人称他主任的。
特工总部的大门呈黑色,白天经常关得死死的,只在旁边开个不到二尺宽的小角门供人出入。它的门口没有岗哨,但若干米外有几个摆摊的小贩做暗哨,门内有几条彪形大汉负责守卫。开始一个时期,有一些好奇的陌生人曾因窥探门内情况而被打骂过。据说,1934年某日,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纪亮,在夫子庙喝了几杯酒,路过特工总部门口时,得知这里原是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府第,想进去逛逛,守卫人员不答应,他不听劝阻,坚持要进,曾经挨过一顿好揍。因此,尽管一般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机关,却知道它有来头,为避免出事,都自动避开,甚至连瞻园路西口北边的人行道,也很少有人走动了。可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里经常是大门敞开,汽车进进出出,行人来来往往,内部人知道,汽车拉进来的,大都是新捕来的所谓“犯人”,送出去的,不是进监狱,反省院,就是被杀害。这里简直是阎王殿,老虎凳、杠子、烫人的烙铁等刑具样样都有。吊打、灌辣椒水、用毛竹针钉指甲缝等等酷刑,项项使用。
徐恩曾的特工总部,开始较简单,越发展组织越复杂越庞大,人也越来越多,最后成了布满全国城乡的特务组织的领导机关。整个特工总部的组织,分若干层次,最上一层是特工总部本部。本部内除了负责行政管理的以外,有专管训练特务的组织,有专管侦察、搜集、登记、整理情报的组织,有专管逮捕、跟踪、绑架、暗杀的行动队,有专管通讯联络的交通、无线电台等,人数由50人左右逐渐发展到三四百人之多。
第二个层次是特工总部的附属机构。比如,“南京市实验区”,是专管南京市特务活动的,看守所,是专门扣押秘密逮捕(公开逮捕的送公开机关)后,准备审讯、处置人的。各种各样的招待所,是变相的监狱和反省院,其中“留俄学生招待所”的迫害对象是苏联留学生,“自新人招待所”的迫害对象是所谓有屈服表示的人,这种“招待所”光南京就有好几个。安品街38号那个招待所的所长,由专司暗杀、跟踪、绑架等罪恶活动的行动队长苏成德兼任,他怎样招待客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此外,还有以时事通讯社为幌子的布向全国的特务网,以破坏学生运动为任务的外围组织学生生活社,以网罗帮会分子为任务的外围组织乾坤正气山;还学着德意法西斯的样子,组织过公开号召人们忠于“领袖”、反对共产党的“挺进队”,队下分社会中队、学生中队、工人中队等,宣誓、填表,按手印,潜伏在群众中帮助军警,至于各种名称的侦察点、联络点,如“儿童教育玩具用品公司”、“民生书店”、“模范鞋店”等,那就更多了。
第三个层次是特工总部的下属机构。在各省市国民党势力范围的地区,都设立了肃反专员办公室和特务室,重要地区还建立了工作区。肃反专员办公室公开挂牌子,是特务室和工作区的掩护机关;特务室和工作区则实际进行特务活动。这些区和室名义上属于省市党部,受党部主任委员的指导和监督,实际上一切听命于徐老板。有的省政府下面,也专门设立了对付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特务机关,如江西的特种工作办事处,安徽的特训处、绥靖团等。这些单位的武器、经费由省政府供应,人员配备和特务活动同样归特工总部。在省市以下,大县设特务室,小县设特务员。蒋介石势力未达到的地区,特工总部则采用各种手段、各种方式,派遣特务秘密地深入进去。到1933年,除少数的边远省区外,基本上都建立了特工总部的下属职业特务机关,布下了特务人员。
第四个层次是职业特务机关、特务人员在各个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和城乡基层单位布下的情报网,发展的情报关系。有的叫义务情报员,有的叫通讯员。名称各种各样,实际上都是做暗探、奸细的,特务们称他们为“细胞”。比如在南京,不仅国民党中央各机关,金陵大学等大中学校、工厂、大饭店、大旅馆布下了这种“细胞”,连安乐酒店的茶房头、三新池澡堂的负责人,也被发展成了“细胞”,在里边设下眼线。顾顺章这个无耻的叛徒,还专门训练了一批娘姨,开办了一个荐头店,有计划地送这些人到一些人家做佣工,为特工总部探听消息。陈果夫在江苏做省长时,特工总部在江苏的情报网布遍了所有的城乡,很多县长、警察局长本身都是特务,至少也是情报关系。
在1935年和1936年,在国民党政府的盐务、税务部门,还专门由特工总部给他们开办了特务培训班,派特务担任了督察,建立了缉私队。
徐恩曾实在是野心勃勃,他想把全国人民全部网入他的特务网、情报网,使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从而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一切革命组织、革命人士予以彻底消灭。蒋介石为了支持徐恩曾实现他的梦想,仅1932年,就经过军需署,拨给他特务经费十万元。
徐恩曾登台初期对共产党采用的手段是一味杀戮,非叛即杀,宁错杀一千不漏掉一个,在他的指挥下,上海的龙华,南京的雨花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洒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烈士的鲜血,无数英雄豪杰壮烈地牺牲在特务们的屠刀下。有人说,1932年12月至1933年7月,8个月内,仅经特工总部逮捕,假手首都卫戍司令部杀害的共产党人,就有近百人。通过其他手段杀害的有多少,整个特工总部系统杀害的又有多少,特工总部存在近7年一共杀害多少,无疑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经过一段疯狂屠杀以后,特务们发现他们这样做并不能把共产党斩尽杀绝,而且大屠杀激起了人们更强烈的反抗,使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特别是追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经过大屠杀以后,他们越来越感到难于找到了,于是,他们转而采取了招降纳叛的所谓“自首自新”的策略。1931年起,徐恩曾把一些叛徒拉入特工总部做特务,逐渐地还给了陈庆斋(即胡大海)、杜衡、陈建中,周亚光等忠诚于特务的叛徒们官衔。与此同时,他大抓反省院。一方面派遣特务进反省院,一方面拉反省院的人加入他的特务组织。在首都反省院,他一次派进去7个特务,从院长到训育员,大权均为特务把持,并且把特务的整套手段运用到反省院中去,使国民党在各地的反省院完全为他的特务组织所掌握。
由于徐恩曾采取了这些狠毒的措施,也由于中共中央一度执行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30年代的那几年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确实受到了严重损失。在上海,1932年至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曾经连年遭到破坏。中共江苏省委,那几年差不多每年都被破坏一二次。在北平和华北一些地区的党组织,1933年受过一次大破坏。这年4月,北平的知名人士和人民群众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送葬者达数千人。事后,经过中统与宪兵三团的追寻,被逮捕者成千,在狱内被杀害的达四五百人。其他地区也大致如此。
当然,国民党特务危害的不只是共产党人,只要不是他们一伙的,无论什么人,他们随时都可以找个借口逮捕、扣押、查抄、暗杀。在当时的学校里,社会上,经常有人失踪,有的人家凭空被抄,徐恩曾的特工总部是重要的祸根之一。
徐恩曾的特务们,外出活动都带有专门制作的调查证,凭这个调查证,任何场合都通行无阻,因此他们可以随意闯机关、进学校、入民宅,抓人抄家横行霸道。因为调查证上载有“希军政警宪予以工作上的协助”这样的文字,在他们为非作歹时,国民党的军警不仅不制止,往往还要服从他们的调动,配合他们的行动。因为国民党的军政警宪特,归根到底是一丘之貉。
他用过的化名很多,行踪诡秘,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徐恩曾的领袖欲很强,很注意研究怎样驾驭人管理人。他手下的喽啰们,以经过政治训练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为骨干,包括大小反动知识分子、地痞、流氓、盗匪、会道门头子以及叛徒等等,可以说各路牛鬼蛇神应有尽有。他是怎样把这伙人拢到一起,让他们听命于自己的呢?
徐曾对原中统局的秘书张国栋说:“‘用人之道,恩威并济,缺一不可。’这是古人的经验,但必须继之以情。曹锟之于吴佩孚,李宗仁之于白崇禧,曹李庸碌无能,吴白精明能干,但后者一心一意拥戴前者,自己甘居其下,此即‘情’之大效,为恩威之所不及也。”徐恩曾是怎样运用他这套手段的呢?这里概括地介绍以下几点:一、“金箍咒”加凶狠的镇压。参加特工总部的人,都叫做特务工作人员,简称“特工”(到中统时期称为调查工作人员,简称“调工”)。特工加入特务组织时,要有两个特务保荐、介绍,这是为了显示这个组织挑选人的严格,也是为了切实实行“连环保”。此外,都要写自传、填特工人员登记表和誓书。自传和登记表,要把个人的一切,包括从祖辈开始家庭情况,个人的详细经历和社会关系等,交代得清清楚楚。所谓誓书,实际上是个紧箍咒,内容是:“余誓以至诚,参加特务工作,绝对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决不自动求去、泄露机密,如若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谨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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