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转给社会去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于蕊补充道。
“第三,”丁士宽又接着说道,“那就是国企本身的机制问题了,大锅饭,人浮于事,企业经营状况与领导的待遇没有关系,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具有竞争力。”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王振斌皱着眉头说道,“国家已经提过不止一次,要改变国企的内部管理机制,至少是需要砸掉铁饭碗的。但现在光是那些停工企业的下岗职工就已经让我们挠头了,如果那些效益好的企业也开始裁撤冗员,整个国家的就业压力该有多大,你们计算过没有?”
“很简单啊,鼓励私人创业,发展小型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企业。这种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是最强的,我在榆北就是搞这个的。”祁瑞仓信心满满地说道。
冯啸辰道:“榆北的经验的确可以借鉴一下。榆重进行分拆之后,大量的冗员都被私营企业吸纳掉了。像海东省的全福机械公司,一下子就从榆重招收了300名工人。这些人对于国企来说是负担,到了他们那里,可都是宝贝呢。”
“也该让这些私营企业做点贡献了。”谢克力说道,“刚才老丁不是说了吗,80年代的改革,是国企承担了成本,帮助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到了90年代,国企也要开始改革了,那么就该让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去承担成本了。”
“老谢说得太好了!”丁士宽一拍手掌,赞道,“各位,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向大家谈的一个想法。我发现,中国的改革和前苏联的改革存在着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那就是中国在进行国企改革之前,先培育起了民营企业这支生力军。这样当国企开始改革的时候,民营企业能够承担起吸纳就业、保持经济发展速度的作用。
而反过来看前苏联,它也是存在着体制僵化的问题,所以启动了国企改革。但当它的国企开始改革的时候,社会上没有一个强大的民营资本群体能够承担改革的代价,所以前苏联就垮台了,俄罗斯直到现在仍然深陷危机,无法自拔。”
“这个观点有点意思。”祁瑞仓道,“我也思考过苏联改革和中国改革的区别,隐隐约约想到了这么一点,但是不如老丁你总结得这样精确。我觉得,苏联的改革可以称为一种激进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嘛……”
“我把它叫作一种渐进式的改革。”丁士宽道。
“渐进式改革,这个说法不错。”祁瑞仓道,“老丁,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思想再深化一下,写篇文章,应当能够引起轰动的。”
丁士宽道:“哈哈,老祁,我一直想约你一块写这篇文章呢,你的西方经济学功底比我好,肯定能够分析得更透彻的。”
祁瑞仓叹道:“唉,我倒也想写啊,可是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哪还有心情去写什么论文。不瞒各位说,我这趟回京城来,是来化缘的。”
“化缘?”众人都有些不解,“你化什么缘。”
“找资金啊。”祁瑞仓道,“我手上有十几个特别好的项目,思路好,人也能干,可就是缺启动资金,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我找银行贷款,可银行现在正在紧缩银根,贷款非常困难。这不,我就回京城来了,老大你是计委的,老谢你是财政部的,你们随便哪个手指缝里漏点钱下来,也够我们那里的下岗工人把厂子建起来了。”
“不会吧,老祁,你是来找我们开后门的?”王振斌带着夸张的惊讶表情问道。
“没错,就是开后门。”祁瑞仓理直气壮地说道。开后门这个词不太好听,但他是为下岗工人谋福利,并非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说出来也是无妨。
谢克力哈哈大笑起来:“老祁,你这可就不对了。你不是最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吗?还说什么自由市场原则,什么企业家精神,什么政府要抛弃父爱主义,好嘛,才当了半年的政府官员,计划经济的这套东西,你全学会了。”
祁瑞仓蓦地有些脸红,其实谢克力说的这些,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而且思想斗争了许多天。但对自由市场的信仰,总敌不过眼前的现实,他原来是个学者,说点风凉话很容易,现在当了招商局官员,才知道做事有多艰难。
“唉,纸上得来终觉浅,有些理论上的东西,也要联系实践嘛。”祁瑞仓掩饰着说道,他用手一指丁士宽,道:“老丁不是说了吗,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我要搞的自由市场,也是渐进式的自由市场,现在嘛,就请各位拉兄弟一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