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实习生 （求月票！）

为鉴，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提问，李子诚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解鸿芬说：

    “看来你不仅是看过，而且还认真的看过。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为政者如果认真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没有。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解鸿芬点点头，继续问道：

    “总理，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可是为什么不从头写起呢？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

    沉思片刻，李子诚方才说道：

    “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

    解鸿芬说：“这一年有什么大事？”

    “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话时，李子诚想到民国的政局混乱，可不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也正因如此，自己才会坚持在原则性的问题上绝不会对地方作出任何让步。

    似乎有所悟的解鸿芬又接着问道：

    “为什么从这年开头我明白了，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宋代虽不以言治罪，但终归还是有些地方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资治通鉴》里写了不少皇帝，有些皇帝糊涂得很，可他还当皇帝，真让人不可思议。”

    想到书中提到的那些皇帝的荒唐事，解鸿芬倒是露出些可爱的神色。

    “不止是中国的皇帝，在其它国家皇帝也是如此。皇帝是世袭呀，即便是他再糊涂，只是他是太子，生下来就是皇帝嘛！皇权不受制约，自然会产生荒唐事、糊涂事，正如英国的阿灵顿勋爵说那样“权力使人，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这看似在说官员，其实皇权亦是如此，没有制衡的皇权，所导致的是绝对的专政，而绝对的专政，最终所导致的正是帝国的毁灭，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看似强大的帝国，无不毁灭于此，所以，我们才吸取教训，建立了共和制！”

    看一眼似有所思的女孩，李子诚又说道。

    “我们不仅要建立共和制，而且将会在政治系统内引入竞选机制，比如现在的各级议会就是一个开始，这样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家庭，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而西方，嗯！比如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通过竞争机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而反观我们呢？我们的历史上很多时候，却是在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

    听着总理的感叹，解鸿芬以表示赞同之后，又接连请教了几个问题，随后解鸿芬又向李子诚请教了一个问题：

    “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

    “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相互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但，对于我们来说，真正要学会的东西却是，政治并非非生即死的东西，在这一点上，《资治通鉴》可以给予警示，但绝不能学习，中国的政治史，永远都是非生即死的争斗，一味的打倒对方，甚至夺去对方的生命，恰恰无视了政治本身就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事实上，正是因为看了这部《资治通鉴》才使得李子诚找到了中国特色政治活动的根源。

    “没有冲突，就没有政治；没有妥协，政治就只能以暴力冲突收场。民主政治不能取缔冲突，但是可以化解冲突，变恶性冲突为良性冲突。民主政治正是妥协中炼成的，以冲突始，以妥协终。其实，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妥协也是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妥协精神也是民主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妥协意味着发生冲突的政治家在政治过程中，尤其是在政治冲突中，通过彼此在谈判过程同做出让步来和平解决冲突，而不诉诸暴力。妥协是暴力的替代品。没有妥协，就只剩下暴力。暴力是一切政体保存自己的根本手段。妥协则是暴力以外唯一的选择，拒绝妥协必然是暴力的前奏。

    民主政治是制造妥协的政体。是制造暴力的政体。民主政治极大增加了不妥协的成本。对执政者来说，在非民主政治下，妥协的成本很高；在民主政治下，不妥协的成本很高，会受到法律、选民和道德的三重制裁。妥协的制度安排，包括对少数派的保护，都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而在非民主制度下，就没有促成妥协的制度安排，对冲突中占下风的人和少数派没有保护机制。因而在我们建立共和制之后，从共和制到走向共和的过程，其实就是政治家们学会如何掌握妥协艺术的过程。”

    总理的对政治妥协的解释，倒是让解鸿芬深以为然的猛点着头，她曾听父亲提过类似的事情。

    “嗯，如果民二年宋案后，国民党没有选择武力讨袁的话，或许，中国的政局就会大不同于现在！”

    解鸿芬的话换来的是李子诚的一阵赞赏。

    “而这部《资治通鉴》给我们的警示是什么呢？有人看到的是“打蛇不死，反被蛇咬”，所以，他们从中学到是“毫不妥协”，中国人传统上既缺乏妥协的制度机制，也缺乏支持妥协的文化观念。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甚至是反妥协的，统治者习惯于“毫不妥协”并暴力回答一切挑战。在中国主流政治文化中，妥协意味着无能、软弱、受挫、丢面子等等。即便是两败俱伤，也在所不惜，决不妥协。妥协意味不彻底。在政治教科书中，妥协与不彻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中国历史上的官与官、官与民的冲突总是充满了杀戮，腥风血雨。没有制造妥协的制度，就难有妥协的行动。中国社会最缺乏的还不是妥协和宽容的观念精神，而是缺乏制造妥协与宽容的制度安排。没有这种制度的地方，妥协很难成为解决冲突的根本方式，而现在，我们正要去建立的正是这种制度！”

    在李子诚总结性地说出这番言语之后，解鸿芬却似有所思，又似有所悟，好一会，她方才抬起头看着这位年龄不过大她数岁的总理。

    “总理，那么在剿匪的问题上，国务院会妥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