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洗衣店里,洗衣工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很多人在那种小小的店面里,一待就是好几年。
背井离乡,单调枯燥的工作,过度的劳累,活动空间狭小,加身边妇女的严重缺乏,很多洗衣工就是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中挣扎着。支持他们生活下去的信念就是攒下一些钱后衣锦还乡,回到家人身边,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然而,事实是最后能够实现理想衣锦还乡的洗衣工非常之少。
可即便如此,“中国洗衣房”仍然开遍了美国的大城市,在纽约的“中国洗衣房”几乎遍布城市的各条街道,此时在美的华人里开洗衣房或在“中国洗衣房”里打工的中国人加起来占所有华人移民的四分之一还多,正是洗衣房养育着在美国的华侨。
而在两年前,当连云港生产出第一批洗衣机和新式熨斗之后,在未投入市场之前,即通过致公堂向美国华侨提供了数千部洗衣机、烘干机以及轻便的熨斗,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自助式的洗衣机、烘干机亦投入美国的中国洗衣房,万名华侨因此受益。
可以说,对于华侨而言,他们更愿意相信给他们带来实惠的李子诚,所以当李子诚站在袁世凯的一边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自然不会去相信被揭露的“独裁”面目,更何况,在他看来,现在,中国似乎比过去更好了。
中国打败了日本,国际地位似乎也提高了。这不正是革命的目的吗?既然目的达到了,为什么还要革命?相比于用靠着洗那一件件“六美分”的衣服,累断腰才积攒下的钱去买那时不知何年才能兑现的“革命债券”,他们更愿意购买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券或者淮海银行发行的实业债券,那些债券可是年年结息的,而且相比于“革命的破坏”,那些债券却是用于国家的建设。
正在整个着电报、信件的宋庆龄能够清楚的看到,此时背对着她的孙中山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从去年开始协助大姐担任孙中山的秘,再到去年九月在正式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之后,她一直勤奋地帮助孙中山工作,把所有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以及其它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承担起来并完成得十分出色。
尤其是在孙中山流亡美国之后,长年在美国留学的宋庆龄了解美国人,同样也了解这个美国,她一直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这位中国的革命领袖,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她看到孙中山数十年如一日,为革命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不由得心中无限敬佩。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和熏陶下,她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认识有了较大提高,革命的信心和积极性也大大增强。她与孙中山在一起工作时,常常感到心中燃烧着一种火热的激情。她曾写信给在美国读的妹妹宋美龄说:
“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做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
她还曾默默地自言自语说:
“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
孙中山在一再失败的痛苦和流亡海外的孤寂生活中,也从宋庆龄的支持鼓舞和帮助照顾中得到了安慰。可以说,在这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孙中山一直在宋庆龄那里得到支持和鼓舞,尤其是面对现在的困境,更是如此。
将整理好的电报、信件给孙中山送去时,宋庆龄看着满面尽是烦燥之色的孙先生,便关切的问道。
“孙先生,你在想什么?”
眼睛余光落在那篇演讲稿,宋庆龄赫然看到三个字“李子诚”,没错了,就是他了,能让孙先生如此烦恼的,也就只有这个虽人不在美国,却在美国影响甚大的人物了。
在“张园案”后,一开始人们纷纷指责袁世凯居心叵测,当时在美国的革命党人,包括孙先生在内,都曾在私下里“庆祝”这“狗咬狗”式的内哄之时,却又为其命运惋惜不已。
即便是李子诚的敌人,也很难能指责他什么。在绝大多数时候,他都占据着道义的致高点,不过宋庆龄却知道,对于革命党而言,李子诚是“不逊于”袁世凯的巨奸大贼。
在革命党中下层也有人鼓吹刺杀这个“巨奸大贼”,可在这个其被刺伤的消息传来后,除去极少数激进者叫好外,更多人却沉默了下来,而孙先生也暗自忧心不已,最终,正如孙先生担心的那样,在指责袁世凯之后,由梁启超起,人们又将矛头对准了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以及孙先生。
他们口口声声的说着,孙先生才是真正的幕后指使者,刺杀李子诚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制造动乱,煽动内战,从而谋求“一党之利”,而且梁启超的理由极为充分,他不仅历数晚清时革命党人的刺杀行动,而且还拿出革命党在美国创办杂志、报纸“鼓吹暗杀”的文章,以及暗杀名单中李子诚赫然排名第一位作为佐证,甚至于,在那些杂志、报纸,刺杀李子诚的原因非常简单,一是其人“顽固反对革命”,二是其人“执掌重兵”,“李氏身死,中国即陷纷争,如果革命即可乘乱功成”,这些话,在过去不过只是革命党中激进人士的狂言,可是当刺案当真发生之后,狂言一经有心之人分析,即成为“宣言”。
而这种刺李“宣言”却让革命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就在半个月前,洪门“致公堂”堂主司徒美棠清楚的告诉孙先生,他们不会再给其任何支持,甚至要求孙先生“退出洪门”,就在两天前,孙先生在纽约举行演讲时,会场更是遭到冲击,与过去受满清或袁逆指使不同,那次冲击却是“洗衣人”的自发行动,理由非常简单——“刺李之罪”。
或许外界会猜测孙先生是不是幕后指使者,但从去年九月就充当孙先生英文秘的宋庆龄却知道,至少从那时,直到现在,虽说孙先生对李子诚极为恼怒,但是他绝没有指使任何人行刺李子诚。
“孙先生,刚才收到一份从国内发来的电报,李子诚的伤势已经稳定,据说是使用了一种连云港研制的新药!”
出于安慰先生的目标,宋庆龄用说着新鲜事的口吻说道着。
“哦!”
虽是面无表情的应了声,但孙中山还是来了兴趣。
“新药……”
感叹一声后,孙中山又说道。
“李致远长于实业,擅用长技之士,这人……”
望着窗外,想到“二次革命”时,同李连云彻底决裂的原由,孙中山不禁一阵懊恼,如果当年没那么做的话,或许……
“这伤势愈合了,想来,李致远也快要到京城当袁世凯的国务总理了,这中国啊……”
想到李子诚即将出任国务总理,孙中山却第一次觉得革命的前景渺茫,李子诚和袁世凯不同,固然,李子诚或许有着“子待人以诚”的名声,可在他看来,李子诚的心机远非袁世凯所能相比,他做事,更慎密,更富远见,更……这样的人出任国务总理,那革命的前景……
虽说不愿意提及那件事,但宋庆龄却是知道,这件事瞒不得。
“孙先生,电报提到,李子诚已经回电袁世凯,不日将启程前往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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