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各时期游牧方式探讨

    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初探

    （这是我转摘韩茂莉女士的学术论文，韩茂莉女士的这篇学术论文也是我对漠北安定策略进行思考的根基，也是小说中漠北四公制诞生和后期细化游牧范围的基础知识。）

    内容提要：游牧是草原民族基本的经济生活方式，包括以逐水草而居为基本特征的游牧方式，以及依各有分地为原则确定的游牧空间。数千年內草原民族依照这两项基准在草原上建立了生活秩序与空间秩序，并以此为基础推动草原社会政治、经济乃至于军事的发展。

    关键词：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

    欧亚大陆中部从中国大兴安岭东西两侧到欧洲多瑙河沿岸，被一条绵延万里的草原覆盖。这条草原地带位于欧亚大陆的深处，无论太平洋上南来的风，还是北冰洋上吹来的水，都难以到达这里，干旱少雨成为这里基本的自然地理特征。草原上除少数几块靠高山冰雪融水与穿行于大陆腹地的河流滋润的绿洲外，绝大部分地区不适于农业开垦，长期以来这里只能作为羊、马、牛、驼的牧地，为游牧人所拥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草原为生，逐水草而居，历经数千年营造了独特的游牧方式与草原文化。

    历史上活动在中国境内、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草原民族虽然代有更迭，但这些民族的游牧方式却几乎是共同的，从匈奴人、突厥人到蒙古人既走着由草原民族一一游牧帝国一一世界征服者的道路，也依托草原随阳而迁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因此游牧不但是草原民族基本的经济生活方式，也是认识草原社会的途径之一。本文即本着这样的基点，依托各类文献记载与社会调查，探讨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

    匈奴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草原游牧民族，其发展与生活方式均是在草原环境背景下形成的。《汉书。匈奴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段记载虽然简单，却记述了匈奴人游牧生活的基本特点。‘逐水草迁徙‘是游牧生活的主要环节，草原生态的自然特征决定了草原载畜量的有限性，因为没有哪一片草场经得起长期放牧，因此当游牧业一经产生就与移动性生活相伴而行。为了追寻水草丰美的草场，游牧社会中人与牲畜均作定期迁移，这种迁移既有冬夏之间季节性牧场的变更，也有同一季节内水草营地的选择。在匈奴人‘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涯中，还表现了另一个特点，这就是‘各有分地‘。从表面上看游牧社会的随阳而迁是空间上的无序行为，实际上无论家庭还是部族都‘各有分地‘，在他们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已经通过习惯与利益的认同，形成固定的牧场分割。虽然草原民族不像农耕民族常年束缚在小块土地上，但无论是‘逐水草迁徙‘，还是‘各有分地‘亦都将他们的生活与土地联系在一起，故当东胡人向冒顿单于索宝马、索爱妾时，单于均予之，惟索及瓯脱外弃地时，单于怒道：‘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遂东袭东胡，获胜而归1a。由此可见，‘逐水草迁徙‘与‘各有分地‘是可以代表游牧方式的基本环节，本文将从这两方面人手，对历史时期草原民族的游牧方式进行探讨。

    由于游牧生活的流动性以及与定居农耕生活的文化隔膜，因此有关历史时期游牧生活的记载不但有限，而且非常笼统，单纯依靠点滴的文献记载很难形成对游牧方式较清楚的认识，因此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入其它类型资料就显得十分必要。我在对东北民族研究中，发现包括游牧民族在内的非农耕民族经济生活方式有很强的稳定性，在自然环境没发生根本改变，也没有受到异质文化冲击的背景下，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一般不会变化，惯有的生活与文化习俗会稳定、不变地持续下去1b。正由于这样的原因，草原游牧生活以大体相似的方式持续数千年，直至20世纪中期以前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游牧方式，因此在这一时代之前留下来的西方人旅行记与包括满铁调查在内的各类草原社会调查，均成为充实、丰满传统历史文献的基本资料。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探讨本文所及问题时，以传统历史文献为基点，同时引入19世纪以来西方人行纪以及20世纪初各类草原社会调查，力图达到认识草原游牧方式的目的。

    一、游牧方式一一逐水草而居

    逐水草而居是草原民族的基本生产与生存方式，这一点在各类历史文献中留下了清楚的记载，从表1可以看出历史上活动在中国境内各主要草原民族在这一基本问题的共同性。

    表l主要草原民族与游牧方式

    民族资料内容资料出处

    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乌桓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后汉书》卷90《乌桓传》

    鲜卑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魏书》卷1《序纪一》

    吐谷浑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魏书》卷101《吐谷浑传》

    突厥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北史》卷99〈突厥传〉

    回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吐蕃其畜牧，逐水草无常所。《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

    契丹逐寒暑，随水草畜牧。《北史》卷94《契丹传》

    奚随逐水草，颇同突厥。〈北史〉卷94〈奚传〉

    蒙古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元史〉卷100《兵志三》

    逐水草而居是牧人对草原生态环境的适应方式，而环境适应又与资源特性直接相关，草原虽然属于可再生资源，但没有任何一个牧场经得起长期放牧，若要保证在草原生态背景下被牲畜啃食过的牧草能够及时恢复，保证草原上牧放的牲畜能够繁衍不断，必须适时转移放牧地，追寻丰盛的牧场驻牧，在游牧中满足牲畜对草、对水的需求，牧人对牲畜的需求。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逐水草而居不仅包含牲畜对牧场因时而动的选择，也包含了在不同环境背景下各类草场的利用特征。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以及各类西人行纪与民族学、社会学调查，以逐水草而居为代表的游牧生活包括划定季节牧场、规定游牧路线等基本环节，此两者之间既有不同的含义，又是那么相辅相成。

    (一)划定季节牧场

    牧人划定季节牧场，一般需要满足两个原则，其一为保证牧场有良好的再生能力，且植物成分不被破坏；第二为饮水条件以及牧草生长状况可以满足季节要求。在这样的基本原则之下，草场的自然地形、气候条件、水源情况、牧草生长状况以及饲养管理条件等草场利用的季节适应性也往往对于划分牧场起着重要作用。一般在上述原则的控制下，根据牧场自然环境不同，可以分为四季营地、三季营地以及两季营地。

    营地指牲畜集中放牧的地方，是牧人对放牧场的惯称。四季营地一般将放牧场划分为春营地、夏营地、秋营地和冬营地，随季节更替，顺序轮换放牧。中国北方春营地的利用时间较长，这时正值牲畜体弱且接春羔时期，为此往往将放牧地选在向阳开阔、植物萌发早，且有当日或隔日饮水条件的地方；夏营地多选在地势高爽、通风防蚊，牧草种类有利于抓膘的草场；秋营地往往选在开阔的川地或滩地；冬营地利用时间较长，一般选在向阳背风，牧草保存良好的草场。有条件形成四季营地的草场往往面积宽裕，植被覆盖度大，水源丰富。据满铁调查部《呼伦贝尔畜产事情》调查，一部分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蒙古人实行四季营地，一年中随着春、夏、秋、冬季节转化，进行4次大迁移，由于呼伦贝尔春、秋两季很短，人们也常把一年看成夏、冬两季，夏、冬两季放牧地的选择就显得十分重要，夏季放牧地往往接近水源，牧草丰富，且处于放牧圈最北端，而冬季放牧地则更强调气温，一般选在放牧圈内最暖的地方即最南端，!司时又是降雪最少的地方。确定了营地，蒙古人春夏秋冬四季放牧，过着游牧生活，每年只要不发生特殊事件，就按照一定的时期，在特定的圈内移动1c。

    三季营地一般将牧场划分为冬春营地、夏营地以及秋营地，除上述形式，也有夏秋为一季牧场的情况。满铁调查指出扎鲁特旗、阿尔科尔沁旗部分牧民就采取三季营地的游牧形式，每年4、5月开始向北迁移，大约用两三天时间，到达北面70多里的平原，从这里再次向北迁至霍林河附近渡过夏季；9月逐渐移向冬营地，来年4、5月的时候又回到春营地2c。两季营地往往将牧场划为冬春营地与夏秋营地，基于自然条件中国许多牧场都采取两季营地形式，冬春营地多选择草高、避风，并靠近定居点的草场，而夏秋营地则选在丘陵、岗地或开阔平原。生活在阿鲁科尔沁旗的牧民一股将牧场分为冬营、夏营地，夏营地选在水草丰美的地方，一般在放牧区北边；冬营地则选在降雪较少的地方，一般在南面。每年从旧历5月开始牧民即由冬营地逐渐向北移动，7-8月到了北面60多里地的昆都伦，从9月开始又逐渐向南移动，10月回到冬营地附近的山丘地带，11月进入冬营地的山洼洼，一直到次年4月都在这里渡过3c。在天山、昆仑山一带放牧的牧民，也多采取两季营地，由于山下平原、河谷与山上气温相差很大，这里的牧民一般将夏营地选在凉而风爽的山上，冬营地则安置在山下背风、向阳之处。19世纪中期俄国学者谢苗诺夫记载在伊犁河以南游牧的阿特班部落中一个氏族冬夏营地的情况，这个氏族夏营地在外伊犁阿拉套南部凉爽的高山地带；冬营地则选在外伊犁阿拉套幽深的山谷1d。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非山地地带冬营地一般多选在放牧地的南部，但因牧场的环境不同，有时也有特殊情况。《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指出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牧民对于冬营地的选择更侧重于是否容易采集牧草，而朝向如何则显得不那么重要。晚冬、早春时节，牧场南面由于日光照射，残雪表面有一小部分融雪，晚间降温后，立刻结冰，雪质坚硬，采草困难；而北面雪较松软，在北风的吹动下，容易散掉，采草便利，反倒有很多人家，特别汇集到丘陵北面。2d

    因寒暑而变转换季节牧场，是历史时期草原民族通行的逐水草游牧方式，各类历史文献均有所反映。如《汉书&#8226；西域传》载：‘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康居为西汉时期居于楚河流域的草原民族，对于此段引文，颜师古注曰：‘王每冬寒夏暑，则徙别居不一处。‘进一步肯定了康居人因季节不同而迁徙牧场的现象。《魏书．西域传》载：‘嚈哒国……无城邑，依随水草，以毡为屋，夏迁凉土，冬逐暖处。‘《辽史．兵卫志》中记述了契丹人‘‘顺寒暑，逐水草畜牧‘，《辽史&#8226；营卫志》有五院部‘大王及都监春夏居五部院之侧，秋冬居羊门甸‘。六院部‘大王及都监春夏居泰德泉之北，秋冬居独庐金‘。《元史．兵志》记述了蒙古人‘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元人王恽留下了类似的记载：蒙古牧人‘遇夏则就高寒之地，至冬则趋阳暖薪水易得之处以避之……逐水草便畜牧而已。3d‘马可波罗也记述了这样的现象，他说：‘鞑靼冬居平原，气候温和而水草丰肥，足以畜牧之地。夏居冷地，地在山中或山谷之内，有水、林、牧场之处。4d‘13世纪进入蒙古草原的西方传教士鲁木鲁乞记载了同样的游牧方式，他写道：鞑靶人没有固定的住处，‘冬季他们到南方较温暖的地区：夏季到北方较寒冷的地方。冬季他们把牛羊赶到没有水的地方放牧，这时那里有雪，雪就可以供给他们水。5d‘

    在牧人的游牧生涯中，季节营地的选择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每一季营地驻牧期间，牧人也要根据草场与牲畜状况，做多次迁移。如生活在呼伦贝尔的蒙古人虽然实行四季营地，每年进行4次大的迁移，但在这各个营地的驻牧期间，还要在附近作短距离的小范围移动6d。草原上有各种移动循环，一些取决于地理环境，一些则与牧放的牲畜有关。一些部落移动得很远，一些一年只移动几十里；有的牧地包括好草与坏草，有的完全处在干瘠的草原上。畜牧学家一般将某一牧场在放牧季节内可以放牧利用的次数称为放牧频率，放牧频率依牧草的再生能力而定，再生能力强的放牧频率高；反之放牧频率低。放牧频率一般为牧草再生次数加1，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牧草在生长季节内一般可再生2-3次，放牧频率可达3-4次；荒漠地区一般只能再生一次，放牧频率为27d。因此在放牧频率越低的草场，牧民迁移的次数越多；反之，则迁移次数少。

    游牧生活中的迁移，有时也与牲畜种类有关，羊和骆驼在潮湿的牧地生长不好；石灰质的土壤对马有利；含盐的土却适宜于骆驼；山羊、绵羊啃草能力很强，一直可以吃到草根，因此牛、马吃过的草地可以继续牧羊，而羊刚吃过的地方却不能再牧放任何牲畜了。游牧频率不仅与牲畜种类相关，有时也受民族的社会生活习俗影响，民国年间的一些调查证明，甘青地带的藏民、蒙民同样均为草原民族，但两者的社会家庭组织不同，移动的便利程度也不一样。藏人的帐篷，组织粗陋，架设简单，质量甚轻，容积亦小，故便于移动。蒙古包则不然，组织精致，架设繁杂，质量甚重，容积亦大，不便于移动，因此蒙人家庭的移动不如藏人便利。为此藏人游牧某地，牧草将尽未尽之时，仅用数头牛或马，即可携带家用移于另一优良牧草地方，牧草恢复得快，草场也优于蒙人牧地。而蒙人移动须用数量可观的骆驼或牛马，且其家庭组织非常复杂，移动困难，故蒙民所住的地方，几无草可牧，处于过牧状态1e。由于迁移直接关系到草原生态环境，关系到牲畜的生长繁衍，因此在游牧业中移动权比居住权更重要，移动性越强，对于保持草原生态环境越有利，对于牲畜的生长繁衍越有利。

    历史上活动在中国境内的草原民族很多，契丹人就是其中之一，与其它草原民族一样过着逐水草的游动生活。契丹历史中出现的斡鲁朵与捺钵制度就是游牧生活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中的反映。《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一书的作者杨若薇通过对斡鲁朵制度的研究，指出斡鲁朵是当朝皇帝与过世皇帝的宫帐，同时也是辽王朝的政治核心，与契丹人的游牧生活吻合，诸斡鲁朵与中央官员扈从当朝皇帝斡鲁朵四时迁移。在斡鲁朵制度下，皇帝所居者谓之斡鲁朵；皇帝所至者，则称之为捺钵。对此《辽史。营卫志》有这样的记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一般‘春捺钵曰鸭子河灤，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夏捺钵无常所……四月中旬起牙帐，卜吉地为纳凉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与南北臣僚议国事，暇日游猎，七月中旬乃去。秋捺钵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冬捺钵曰广平淀……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於此坐冬‘2e。‘春山秋水‘的捺钵制度是契丹人游牧生活、四时迁移的写照。契丹人民追随着牲畜四时游牧，皇帝贵族则伴随庞大的斡鲁朵四时‘捺钵‘。继辽之后，四时捺钵制度为金、元两代沿行不替，至满人人关后，实行的避暑热河、木兰秋畋，仍有捺钵制度的留韵遗风。

    捺钵是在游牧背景之下契丹、女真等民族上层的逐水草活动，由于捺钵的核心人物是帝王，因此四季捺钵的距离很广，可是对于草原牧民来说，冬夏营地的距离，即四季逐水草的范围却在百里或数百里之内。波斯学者拉施特在《史集》中对于蒙古人的四季牧场也作了描述，蒙古窝阔台汗春天所在之处是哈拉和林四周；夏天是月儿灭怯土草地；秋天所在之处是距哈拉和林一天行程的古薛纳兀儿；冬大则为汪古。阿里不哥的夏营地在阿勒台，冬营地则在帖客和乞儿吉思，其间距三日途程3e。窝阔台与阿里不哥均为蒙古大汗，但他们的四季营地也只有1-3日的路程。19世纪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蒙古与蒙古人》中也记述了蒙古草原上牧民转场的情景，作者在一个叫作达兰阿玛乌鲁姆的冬营地看到牧民迁向夏营地，这里距鄂尔坤河仅4俄里，而即将迁入的夏营地就在河对岸，两季营地之间相距并不远。这样的转场在草原上随处可见，塔拉音托洛果依平原上的道路向北一条通向驿站的冬季牧场，另一条通向驿站的夏季营地，冬、夏营地相距多远呢，不用说肯定都在塔拉音托洛果依平原上，而这个平原仅长40俄里。与塔拉音托洛果依平原的冬夏营地距离相似，属于华硕洛图驿站的冬、夏营地仅20俄里左右。而驻守在乌里雅苏台的200名披甲兵夏营地在驿道附近，冬季牧场则选在70俄里以外的乌松祖依里河口1f。

    有关草原民族冬、夏营地距离的记载还可散见于各类草原社会调查，据20世纪初对阿鲁科尔沁旗哈拉套科尔沁部落的调查，这一部落冬、夏牧场距离60里左右2f。在扎鲁特旗对3户组成的放牧小组调查显示，这个小组从4、5月开始以本部落为起点，大约用2、3天时间，到达北面70里远的阿鲁洪多伦平原，在这里停留数日，再向北面霍林河附近的茂丽林移动，在这里渡过夏季的大半。当9月接近冬季的时候，移动到南面的包卢肯庙附近(约5日到达)设立冬营，至次年4、5月用4天左右的时间，走100多里，回到本部落，显然这组牧民冬、夏营地之间大约相距100多里3f。当然牧民冬、夏营地的距离并不都在百里左右，有的部落就要作较长距离的迁移，在阿鲁科尔沁旗哈拉套科尔沁部落牧场上放牧的就有170里以外的部落，有时哈拉套科尔沁部落的牧民也会到200里以外的牧场去放牧4f。

    总的来看，牧民逐水草的游牧活动是在百里或数百里的圈内完成的，这个圈内既有满足放牧需要的水草条件，也在习惯上被别人视为具有稳定的使用权。

    (二)规定游牧路线

    牧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虽然具有随意性的特点，但游牧路线一般不轻易改变，每年基本都一样，形成这样现象的原因与水源有无、草场优劣以及去年迁移中畜群留下来的粪便都有关。草原上树木很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般都将牛粪、马粪等作为燃料，13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加宾尼在其撰写的《蒙古史》中就注意到蒙古人：‘用牛粪和马粪烧火来煮食物，皇帝和贵族与其他人一样，都以牛、马粪烧火取暖。5f‘

    满铁调查报告之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指出：蒙古人分春夏秋冬放牧家畜，过着游牧生活，每年只要不发生特殊事件，就按照一定的时期，在特定的圈内移动。如果在游牧圈内改变了过去的游牧路线，会给他们解决燃料造成很大困难，这是因为蒙古人的燃料完全依赖历年游牧路线上遗留下的干燥家畜粪便，占第一位的是牛粪，其次是羊、马、骆驼等6f。但其它地方游牧方式的调查却表明，追循去年的牛粪并没有成为确定游牧路线的唯一选择，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牧民更注重牧草和饮水条件，为了寻找令人满意的牧草与饮水条件，牧民并不是有意识走同一路线。而对于燃料，新鲜的虽不能使用，但几年前的却可以使用，因此也不一定需要每年都走同一条路线7f。

    游牧路线是联系营地之间的纽带，牧民驱赶着牲畜循着这些走了一遍又一遍的路线，来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营地，年复一年过着循环往复的游牧生活。新巴尔虎左旗牧民的放牧路经一般为夏天逐水草至海拉尔河、乌尔逊河、辉河、伊敏河以及这些河流之间数量繁多的湿地放牧牲畜，冬季则反过来将牲畜由河谷赶向高地。每条河流周围自然环境有别，为了适应牲畜的生理习性，牧民对牧地以及放牧路线的选择也不一样，新巴尔虎左旗以及毗邻各旗主要夏季和冬季放牧地点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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