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租界,大冢三郎带着几个小鬼子,抑郁地在各家医院穿梭。
兴隆接二连三发生袭击“皇军”事件,而且是特别“残暴”的那种。
导致“大日本皇军”损失惨重,死伤已超过一千八百余人。
还有第八师团二百多名特等射手,由于寺山少佐临死前发出的自由出击命令。
被“抗匪”拖在深山,至今联络不上情况不明。
关东军司令部震怒,首先挨训斥的就是他这个宣抚官。
他觉得理由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毕竟自己只是司令部派出的低阶情报官。
别说阻止不了寺山少佐赴援,就是劝阻原田中尉停止自由出击,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不管如何委屈,比起难以压抑的愤懑来说,还只是小小的一点心事!
全力协助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联手淡化这些“事件”。
才是他这个小小的大尉宣抚官,急迫进行着,且必须完成的重任。
有没有搞错啊,淡化“事件”?
一贯得寸进尺的小鬼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啦?
要知道去年,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农民孙永勤率众抗日,打击了日伪。
鬼子还出动长城各口及天津驻军,联合国民政府河北省特警总队的六个中队、加遵化保安队、再加民团。
于5月中旬,双方共计出动一万余兵力。
动用飞机大炮,将孙部围困于遵化茅山,彻底“剿灭”。
由于国民政府“配合剿灭抗匪有功”,日方还特地于7月份就“恩赏”了个《何梅协定》。
严令撤销察哈尔、河北、平津等地的国民党党部,撤走一大批国民政府军。
还包办、撤换了这些地区一批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确确实实做到“日中友好”,不分你我。
不辞劳苦地替国民政府负担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
要知道,小鬼子为推行侵占中国的目的。
从1935年起,就全面加强了对华北的侵略步骤。
当年1月22日,鬼子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鼓吹“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对华新方针。
2月,蒋介石、汪精卫公开表示赞同和响应,并联名发布严禁排日运动的命令。
5月17日,中日两国同时发表将公使升格为大使的公告。
但小鬼子却不断制造事端,企图通过华北政权特殊化方式,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其第一个步骤就是削弱国民政府对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的控制。
5月29日,鬼子借口国民政府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
加上天津日租界,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事件。
向国民政府提出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调关东军入关进行威胁。
国民政府继续妥协退让。
于6月10日颁布“敦睦邦交令”严禁一切排日反日言论行为。
对于鬼子“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交的“觉书”及附带事项。
何应钦复函承诺:“接受日方全部条件”。
其内容包括:
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所有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平津两市市长;取缔一切排日抗日团体和活动等。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在此前后,鬼子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借察哈尔张北地区中队拘留日本特务一事。
指令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国民政府进行要挟。
并调动军队屯驻察省边界,派飞机到北平上空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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