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四三章、重大发现

一切畏难情绪，率先跟其他同志一起投入劳动。不一会儿就呛得人睁不开眼睛，大家的脸孔只剩下了白眼珠和一口白牙。

    柳雅致一声不响地站到不影响刑警工作的位置。不时偷看几眼嫌疑人和她想看的人，看看这些人都是什么表情和心理反应。她很想知道前市委秘书程贵阳的背景情况，但到目前为止仍一无所知。

    她采访过一些神秘的衙门，包括公安、法院、检察院和监狱。

    尽管她跟他们的很多官员很熟，其中不乏主要领导。但要害问题却一概免谈。其中有一次，不仅拒绝了她的采访，而且还说，柳雅致是专门揭露公检法问题的女记者，今后接受她的采访要考虑。

    这是张铁山告诉她的，张铁山现在就在面前，想不到，今天至始止终好象不认识她一样，但他们是“哥们”不是冤家。

    那么，今天的答案差别在哪里呢？

    答案：要么是证据确凿，公开透明的搜查，让证据说话，叫嫌疑人哑口无言。要么是……这一次，幸运没有站在重大犯罪嫌疑人程贵阳的那一方。

    半个多小时后，众人手搬筐抬，偌大的煤堆被彻底移动到角落和厨房里，露出了水泥地面。

    这是一个连外行人都有可能看出破绽的水泥地面。中间一米左右与周围地面不同，是经过处理的。尚未变色的水泥层构成不被信任的不规则形状。

    嫌疑人被推了过来，刘海洋和张铁山蹲在那里对比着其他地面，抬头向眼前的程贵阳问：“你老实说，这底下埋的什么东西？两条路给你走，主动交待，跟警方合作自己说出来。或者，死硬到底，我们替你挖出来。”

    “随便。”

    市委秘书声音不大但回应得十分干脆。嫌疑人常用那种特有的不露感情又适度的腔调讲话。后来刘海洋在公安局自己的办公室里没完没了地抽烟，连续几天几夜研究这个谜底的时候，据说他才在嫌疑人亲手留下的笔迹中，研究明白了这个家伙之所以如此镇定自若的原因所在。

    当时，他跟张铁山断定这是那天最重要的突破口，是解放所有一线千名参战警察的前奏。他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给在一线坐镇指挥的局长打了个电话，在汇报中他大胆地判定有可能取得实效。

    支队长再次变得胸有成竹。

    做完他想做的一切，瞟了一眼女记者。与其他公安机关领导不同，虽说刘海洋只有高中文化，但在他看来，天朝对公权力的张扬，对私权利的抑制，无论执法者、宣传工作一直都在儒教文化道德的范畴之内。

    许多事情，与这个传统价值观一脉相承，使得执法和宣传这个古老的命题从领导到百姓始终步履艰难。为什么不可以堂堂正正执法呢？

    他尽力压抑着内心的某种激动对嫌疑人道：“程贵阳，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证据确凿。如果挖不到罪证，我这个支队长让你当！给我挖开！”

    终于，在移开煤堆之后，刨开水泥层，开始向下挖掘。

    挖到一米多深时发现问题。经过清理，出现两个鼓鼓囊囊的袋子。

    程贵阳眼睁睁地看着。他突然想挣脱控制，左右两个刑警的挟持没有让他得逞。柳雅致看到几双大手随后用力扯出两个沉重的编织袋子。

    一层层打开，里面是防水防腐的油布包装袋子。侦查员拎到宽敞的地方往外一倒，哇！全是一沓一沓的崭新钞票，支队长让大家不要慌，一捆一捆地慢慢数清楚看看到底多少，结果整整241万元！

    刘海洋脸色铁青。观察了片刻工夫，问程贵阳：

    “程秘书，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不必了。”

    “枪在哪里？”

    “什么枪？”

    “枪在哪里？！”

    没有找到作案凶器，眼前这些钱的意外出现，让刘海洋暗暗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更加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的判断没有错。无论如何，这个“市委秘书”都难逃罪责了。

    但是，枪在哪里？没有枪，如何证明这些钱跟市委书记灭门案有关？

    柳雅致一边看着，一边暗自思忖。这是个意外的惊喜，出人意料，甚至还有点儿神奇。但不管怎么说，这才是搜查的核心。结果与所有其他执法一样，标志着文明和野蛮的分界。柳雅致止不住浮想联翩：世界上有多少事情就是缺乏这么一点看似寻常的坚持与公正。

    这么近距离的现场实物采访，柳雅致还是第一次。尽管她此前有着丰富多彩的经历，但眼前的情景还是让她吃惊不小。看到这些东西，她知道，警方胜利了。

    然而，市委秘书程贵阳依然故我，不回答问题。刘海洋轻蔑地看他一眼，也不强求。拾起地上的一叠钞票，“啪”的一声丢在嫌疑人面前。

    程贵阳一声不吭，面色如同死人。那种镇定自若、嘲笑无语的神态已经无影无踪。“没有枪，你哪来的人民币？没有枪，哪来的市委书记灭门大案？枪在哪里？你是跟我回去说，还是在这说？”

    刑警们并未停止工作，继续向下挖掘。

    短暂的沉默后，具有官场经验与高智商的嫌疑人在震惊中迅速调整自己。他一副很诚恳的样子说：“领导，我的年龄比你小，我有什么违法行为，请你不客气地指出来，让我心里有个底。别人无辜杀人，我从来不干丧心病狂的事。我在市委工作过，又是作家，这你知道。”

    支队长嘲笑道：“行了，秘书和作家同志。”

    又说：“你是不干丧心病狂的事，专杀领导，抢大钱。”

    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又一次受到冲击。“你可以随便说，没有证据，你说什么也白费力气。”无论他装得多么无辜，但眼皮底下那一沓一沓的人民币，让他想起那个长方形人造革包里面的东西。

    如果被找到，不管他是否有解释的愿望，必定都苍白得难以对面前这个刑警领导自圆其说。这是他的一次机会，问题在于，他不需要任何机会。

    从他决定这样干那天开始，他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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