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说《孩子王》和《边走边唱》还是具有个体性质的反思。那么到了《霸王别姬》已经是戏梦人生的社会悲剧了。他对中国社会的反思从教育、文化、人性等各个角度进行思考,其间都穿插着他对青年时代的激情和叛逆的情绪反映。这种反映又是他个人经验的一种自我反省。传达了他对青春时期的人生经历的成熟理性。在《霸王别姬》的成功之后,陈凯歌迫不及待地投入了他的史诗梦想之中,完成了迄今仍毁誉参半的《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陈凯歌把这一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搬上银幕,姑且不论本片的成败得失,单就这种气魄和胆识,中国也只有陈凯歌是最适合担当这种史诗电影的不二人选了……”
“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为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雄心壮志的秦王嬴政一直致力于统一天下的大业。当时战国七雄中的燕国为嬴政的心腹大患,为帮助他早日完成统一霸业,和嬴政青梅竹马的赵姬冒险到敌对的燕国卧底,假意策动刺杀嬴政的计划。如此一来,一旦东窗事发,秦国便有了出兵攻打燕国的借口。但是在这个计谋得逞之前,嬴政发现了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嬴政并非先王的亲生儿子,他的生父事实上是当时的宰相吕不韦。嬴政知道后又恼又怒,将生父吕不韦赐死,母后流放异地。为了永绝后患,他欲将所有知道这个惊人秘密的人赶尽杀绝。因此,秦军攻打邻近的赵国,捉拿知道真相的樊於期。但嬴政攻打赵国,却违背了他对赵姬的诺言,在赵国境内滥杀无辜,连手无寸铁的孩童也不放过。这种种暴行令赵姬难以忍受,于是她改变初衷,决定假戏真做,与燕太子姬丹合谋策划谋刺嬴政的行动。执行这项任务的人选,是著名剑客荆轲。荆轲当时早已厌倦刺客生涯,想要归隐山林,但最后仍答应为此重出江湖。历史上著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此展开。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陈凯歌,《荆轲刺秦王》延续了《霸王别姬》对于历史和个人关系的反思,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每个人身上都透露着理想主义。秦王为能让秦国统一列国,丢掉了尊严,放弃了爱情,扼杀了亲情;荆轲为了能天下太平,更是为了不再有屠杀赵国儿童的悲剧再次发生,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不归路;赵姬为了爱情,她放弃了容貌,为了自己的国家,将青梅竹马的嬴政视为了仇人,更为了天下的老百姓不再生灵涂炭,将自己的爱人作为天下一统的牺牲品……”
“这些角色都在陈凯歌的精神灌输下,融入进整个电影主题的反思之中。《荆轲刺秦王》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整个影片故事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如何描绘一段真实历史。在这部影片中,陈凯歌在大的历史方向没有变化的前提下,融入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反思,让人从中揣摩到他作品中深藏在潜意识里对人性酸甜苦辣的思辨。陈凯歌骨子里总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热情。电影成了他抒发个人志向与感情的独特视角,并以此来引领观众看待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荆轲刺秦王》是这样。《黄土地》、《霸王别姬》、《和你在一起》都是这样。
主题是一部影片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通常也能反映电影导演本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思想。而这种思想即主题,往往贯穿或者重复于同一位导演的影片中。电影主题有三大永恒的母题:生、死、爱。导演陈凯歌以往的作品,从《黄土地》到《霸王别姬》,选择的都是压抑。在沉默中爆发或者死去的沉重主题。在这类主题的创作中,陈凯歌始终袒露着士大夫式的忧愤。他的哲学表达和电影文本在这个领域亦成为了文化苦旅的代名词。陈凯歌是个沉湎于民族历史,热衷于人生建构的导演,他的导演处女作《黄土地》是一部呈现了沉默者力量的作品。影片让民族的压抑心态得到了集中的宣泄与爆发。另外一部充满生死戏剧冲突的就是《霸王别姬》。影片通过中国文化沉淀最深厚的京剧艺术及其艺人的生活。通过他们之间生与死。爱与恨的感情冲突,更通过几十年的时事风云,投射出一股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考。尽管同为哲学题材,同样表现生死主题,两影片在手法上还是不尽相同的。论界一般认为《霸王别姬》集商业性、情节化、明星效应和视听包装于一身,是陈氏人文电影的改弦易辙之举。但细细品味。它的文化内涵非但不减,甚至更浓。可以说它是陈氏电影中一部“通俗中见斑斓,曲高而和众”的佳作。而他这一类型电影也多数是颇具艺术价值的作品,能够抓住人性的本质,触动观众的心灵。这与他本身的深刻与敏锐不无关系,同时他的阅历和思想也帮助他锻造了这一段属于他的辉煌……”
“当然陈凯歌的作品中也不乏以表现爱为主题的情调电影,如《和你在一起》。它们以表现故事氛围为中心,力求制造一种感觉与情调。但是导演陈凯歌在处理这类影片时,经常把不确定的命运因素融入其中。命运无常,在无常的命途中爱却能生出千万种可能与感觉。《和你在一起》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敏感而沉默的13岁男孩刘小春被望子成龙的老父送往BJ深造音乐的经历。这段经历把他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让他面临着情感与前途的选择。一边是父爱重如山,一边是机会千载难逢,陈凯歌试图通过这个故事来揭示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但他梦想的轨迹却难以与普通人契合,影片最终在一些稀疏的喝彩声中沉寂。在这部以爱为名的成长寓言中,陈凯歌的问题不在于哲学思考和文化反思,而在于如何让他的电影从曲高和寡走向雅俗共赏……”
“如何用感性的电影语言来承载理性的思考,则是陈凯歌电影一直在试图做出突破的方向。崇尚造型,影像表意,在广阔的西北高原和黄河背景上展开诗化的电影叙事,是第五代导演革新电影语言的标志。而理性精神和电影诗情的综合,正是陈凯歌的特点,是他个人经历和学术造诣的鲜明印记。他惯用镜头进行哲理性思辨,不重视讲故事而注重影像表意系统,在艺术上精雕细琢,刻意求工,往往理念胜于情感,思维大于形象。可以说,用感性的电影语言来承载理性的思考,已经成为他电影创作的自觉选择。他试图以诗化的电影语言来创作独特的视觉风格,使观众在视觉的愉悦中进一步挖掘影片的内涵。但这种拍摄风格,对于电影这种大众化艺术形式而言,未免给人曲高和寡之感。作为陈凯歌导演的风格体现,高度舞台化的场景设计一直是他电影中的一个鲜明风格。陈凯歌导演一向喜欢用感性的具体场景来完成他原本理性的、抽象的思考,我们已经习惯从陈凯歌电影的某个场景里找寻他复杂的电影语言。他习惯追求古典主义含义,追求细节的完美和严谨,他的场景设计常常带有舞台化的夸张与美感,充满了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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