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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南方的变故,清廷方面是早就虎视眈眈的。
自从老李在西安开始北伐东征之后,他们就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关内的政治动向,一直在伺机而动。
崇祯十七年四月初四日的时候。
大学士范文程就向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提议,发动大军越过长城,进取中原。
并且还献出了进取中原,直趋北京的具体战略方针:
也就是‘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向清军‘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且对于明朝南方的降官缙绅暂且‘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等等。
历史上摄政王在入关后的初期也是这么干的,而且也真的像是老范说的那样,我大清的天兵一来,‘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
要是没有穿越者来搅局,范文程的这种战略就是满鞑集团现在最正确的路线。
所以你别看他一个大汉奸,但是这种政治敏感性和战略眼光的能力,比起北京城里的绝大部分大臣,却是非常出色的。
毕竟就算是大汉奸,也不是一般人能当的。
这个职位还是需要出色的个人能力的。
而关外的满鞑政权,对于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军事集团,你别看他们也天天打草谷、烧杀抢掠的,但是他们的战场执行力和对下面军队的‘令行禁止’的能力上,却是现在东亚地区除白莲教外的所有部队都所不能比的。
就如同后世的鬼子一样。
你可以说他们没人性,但是却不能说人家没能力和智商低……
而在历史长河之上,能出得了名的实际上也没有人是傻子。
人家是古代人,但可不是先天残疾的低智商人士。那些看起来很傻的,绝大多数也是在装傻而已。
所以自从得知北京被顺军攻陷之后,深知天大的机会来临的摄政王多尔衮,就召集了所有的满鞑王爷们一起议事,并且命令大清国的旗主和八旗兵们开始整军备战。
所有满、汉、蒙八旗中的,从10岁到70岁间的所有男性都全部动员集合。
四月初七日,为准备大军南伐,诸位满清贵胄们齐聚一堂。
在出征之前集体烧香拜佛,在沈阳太庙祭告逝去的太祖皇帝、太宗皇帝。
四月初九日,摄政睿亲王多尔衮、豫郡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统领着全满洲、蒙古主力军的三分之二,以及归附的所有汉军,总共接近十万人从盛京沈阳鸣炮启行,开始南下。
四月十三日,多尔衮的大军一行抵达辽河,摄政王向此时在辽河的洪承畴咨询军事方略。
洪承畴虽然人品也不怎么样,但是却对现在明朝的官军以及流寇了如指掌,现在吃了我大清的饭,自然也就向摄政王出谋划策。
与范文程差不多,两个职业定位差不多的大汉奸,也不约而同地向摄政王进献了只诛戮明朝的抵抗者和‘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还有‘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的招抚政策。
历史上也正是范文程和洪承畴的这些建议,才把满清军事集团从一个纯粹的抢劫犯集团变成了‘团结’北方士绅集团后统治北中国地区的政治势力。
原来还打算从密云古北口入关,然后见机行事的清军,在四月十五日的时候接到了关宁军游击郭云龙亲自送来的吴三桂的“泣血求助”文书后。
摄政王那叫一个喜出望外。
不只是在四月十六日立即回信,说是自己愿意率领仁义之师,消灭流寇,出民水火。
而且还许诺山海关的吴三桂,只要改变以前与大清为敌的立场,‘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
至此,到达了翁后的十万满清大军。
因为吴三桂的一封书信,在看到可以骗开山海关大门和兼并关宁军的机会后,所有人立刻改变了行军路线,沿着辽西走廊急行直下,向着山海关而去。
到了四月二十日。
杨老板的民工大军还在赶修山海关棱堡防线,还有两个二货继续偷拍关宁军的时候。
清军的先锋骑兵部队也已经像是历史上一样,到达了山海关外一百多公里,辽西走廊上的交通要道连山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