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延光都不是李从珂的忠良之臣,更不用说赵德钧了,他已经在用行动证明了他不会听从指挥。要让赵德钧执行率军深入契丹这样危险的任务,肯定调不动他的!
在经过一番数百里加急的公文往来之后,李从珂发现赵德钧等人无视自己的皇权,而自己统率的中央禁军,又一个个无法无天,骄悍难制,于是变得对前景悲观绝望,完全不再有四个月前,与薛文遇定计削藩时的踌躇满志。李从珂于是一天到晚喝酒消愁,喝醉之后,便放声悲歌,不祥之声笼罩着怀州小小的行在。
有官员劝皇帝要振作一点,应该率大军继续北进,给诸军督战。谁料曾经身经百战,曾经被李存勖夸奖为骁勇敢战与自己相类的李从珂,竟然说出一句骨气丧尽,懦夫到不能再懦夫的话:“你们不要再提北征的事,一想起石敬瑭我心胆都堕地!”
当然,除了喝酒、悲泣、说泄气话外,李从珂也不是完全不做事。根据张延朗的建议,李从珂下诏强征民间马匹,同时让天下每七户人家必须出一人充当民兵,自备盔甲武器,号称“义军”,预定在两个月内集结训练完毕,参与作战。
这道诏令一下,天下纷扰,大量官吏借机发了横财,民众纷纷逃避,民间受到了很大破坏。最后,张延朗这个馊主意只凑起了几乎毫无作用的五千“义军”,外加两千匹马。另外,引爆了彰武镇的兵变。
彰武节度使杨汉章本就是一个贪腐之人,又严格执行了强征义兵和马匹的诏令,激起当地军民更大的不满。当杨汉章凑起一批军队,准备出师勤王之际,坊州刺史刘景岩觉得有机可乘,派人悄悄煽动即将出征的士兵:“契丹军队非常厉害,你们这一走是有去无回!”就在出征当天,士兵哗变,当场斩杀在检阅台上的杨汉章,拥立刘景岩为留后,李从珂也只得默认。
在这段时间内,打着勤王旗号的赵德钧正在一路南下,锱铢必较地为自己谋取每一丝能抓到手的利益。他经过易州,合并了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刘在明的军队,到达镇州,又合并了成德节度使医董温琪的军队。
按理来说,这时应该按照他自己提出的方案,西出井径去救援张敬达部了吧?可赵德钧变卦了,他提出自己现在的军队仍然太少,不足以和契丹人交战。因此他要求再往南,会合潞州方面的军队,也就是他的养子赵延寿所部。
十月十八日,赵德钧率部从吴儿谷穿过太行山,到达乱柳。不久,赵延寿的军队进至乱柳北面的西汤,然后立刻将这两万人马的指挥权交给了养父赵德钧。赵德钧掌握的军队更强大了,但是他仍不满足,又贪得无厌地写信给正驻军于辽州的范延光,要求他率军南下与自己会合。
但是范延光不同于刘在明和董温琪,也不是赵德钧的干儿子。他当过明宗朝的枢密使,在后唐此时
的藩镇节帅中,是排得进前三名的重量级人物,岂能甘心充当赵德钧往上爬的垫脚石?于是,范延光宣称道:自己已经深入敌境,与契丹人对峙了,所以无法南撤与赵德钧会师。
赵德钧见范延光不肯将军队交给自己,非常恼火。于是他也不顾大局有多危险,就将大军停留在乱柳一带,摆出了得不到天雄军就不打仗的架式。
李从珂很着急,他既然不肯亲自上前线指挥,就只能向拥兵最多的赵德钧妥协,尽量喂饱他。于是李从珂下诏,任命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兼任东北面行营招讨使,范延光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赵延寿为南面行营招讨使,皆受赵德钧节制。
吕琦带着诏书和大批金帛,赶到赵德钧大营,传旨并犒军,同时催促他:晋安寨被围的将士们,在渡日如年地等待着朝廷的救兵!皇上已将天下大半兵马的指挥权交给大王,大王岂能再逗留不进,坐视不救?
赵德钧不得已,只好答应北进,做样子应付李从珂。当这位外表威猛,内心怯懦的都统,率领大军推进到晋安寨之南约百里的团柏谷的时候,再次停了下来,在这里扎下大营,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契丹军队和石敬瑭叛军的安全距离,避免发生交战。
大军集结,临敌却不战,是因为赵德钧没有胆量与契丹皇帝决战,只是借抗击契丹之名,夺取兵权和地盘。当然他其余的胆量还是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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