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闹非典。五一越来越临近,形势却越来越严峻,国家已经严令国人出行,各地都在检查隔离。我和苏晓每天都要通好几次电话,通报他们那边和我们这里的疾病防疫情况。时间在一天天地焦急等待中过去,出行的计划终于还是泡了汤,我痛苦万分,心里抓挠的什么似的。不知怎的,我忽然有了电影里那种生逢乱世的飘零之感,那种生命和家庭随时都有可能被大时代撕碎的无奈的恐惧和痛苦。看来和平年代真的是难能可贵啊。
一个周六的上午,我抱着孩子准备到街上买点东西,忽然看到校门口聚集了好多人。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其中一个老师,那老师说,你还不知道呢,今天整个矿务局系统所属学校的老师很多都去局机关讨说法去了。啊,听了这话我大吃一惊。办公楼前的那几个老师还在继续招呼人同去,我带着小孩也不方便,只好等候他们带回的消息了。
午饭前后,前去讨说法的老师们陆陆续续回来了。留在校内的老师则兴奋地向他们打听消息。老师们七嘴八舌,一说起这事就义愤填膺,群情激昂。一个老师说,其他学校的老师都去了不少,退休的老教师也去了。另一个老师说,咱们学校的某某带头去找了局机关的一个负责人,大声质问他我们这些老师怎么办。同样是老师,却同工不同酬,和市政的老师工资收入差距这么大,究竟该怎么办。说的老师越说越激动,听的老师越听越气愤,大家纷纷表态,不给咱们涨工资,我们就有权利表达我们的强烈不满。
这件事情闹得人心惶惶。老师们在教学之余,讨论最多的也就是这个话题。过了没多久,局里终于有所动作,将老师们的工资从二三百提升到了五六百元。虽然离市政老师的工资收入还有不小的差距,可是这场斗争毕竟取得了不小的胜利。老师们欢呼雀跃,心情大好。感觉前途一片光明。干劲也大了许多。
这一年苏晓的原单位山洼矿子弟学校忽然宣布要被收归市政,这么偏远的地方竟然也能收归市政,这对我们学校的人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激励。苏晓赶忙从无锡返回,回到原单位办理相应的手续。办完没多久,他就请假又返回了无锡。这之后每过半年我都要代替苏晓去他单位请一次假。随着学校被收归,各项制度自然也越来越严格。请长假苏晓的学校是不能完全做主的,还需要到山洼矿所在的区教体局办理相关的手续。我除了抚养年幼的孩子,上班,还要经常为苏晓的事奔波,最重的一项任务自然也就是请假了。每次请假我要在我们单位先请两天假,然后坐小火车去中心站,到中心站后坐小火车再去山洼矿学校,学校毕竟是苏晓呆过的地方,那里的领导和同事对我还算热情,可是到区教体局就不是那么好说话了。从山洼矿学校到区教体局,中间又需要经过两个矿区,有时候赶不上小火车,我还需要搭乘私人摩托车。这里是城乡交界处,除了矿区就是荒山,路自然也不好走,甚至有的地段少有人烟,我每次坐摩托车都心惊胆战,恐怕路上遭遇什么事情,直到车开到大路上心里才稍稍平静些。到了大路还需要再搭摩的,好容易到了区教体局楼下的时候,我感到我已经抬不起头了,几乎一头扎到地上。真是太累了。到了区教体局,辗转找到相关责任人,还要看人家的脸色,好说歹说才肯把请假条上的章盖了。办完事,还得原路返回,自然还是火车汽车摩的一应交通工具全都坐过来完。夜幕降临的时候,我顶着满头满脸的煤灰,带着一身疲惫总算回到了家。想到家里的小保姆已做好饭,和年幼的儿子一起在等着我,我的心里忽然暖哄哄的。觉得这两天的辛苦也算值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