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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祥瑞、灵征）。

    律历。

    地理（郡国、州郡）。

    河渠（沟洫）。

    食货（平准）。

    礼（礼仪、舆服、封禅、郊祀、祭祀）。

    乐。

    选举。

    百官（官氏）。&1t;/pgno319.TxT/pgn>刑法。

    兵（营卫、兵卫、仪卫）。

    释老。

    艺文（经籍）。

    刘知几《史通·书志》主张立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杜佑《通典》有九典仅《边防典》为各史之所无。郑樵《通志》有二十略就是《通志》中的典志部分。二十略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器服、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是他创立的新目。氏族、都邑、昆虫草木三略是刘知几主张的实现。后来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有二十四考之目。马氏自称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为《通典》所未有。刘、杜、郑、马所举新目去其重复可取者有氏族、都邑、方物、边防、器服等五个部门和各史志总共有二十个。我们认为对这二十个门类应该加以合并、改造和展新的典志可包含如下的几个门类：一、地理。包含历代皇朝的版图、割据时期各政权的辖境、少数民族的分布、河渠的变迁、重要的都邑、通道的兴修都可以在这里论述。这个部门包含了旧史的地理、河渠、都邑等三志。

    二、民族。旧史的民族部分一般是放在列传里写。《通典》的《边防典》和《文献通考》的《四裔考》都包含有民族的部分。我们把民族立为专篇在综述和传记中没有说到的应在这里作具体论述。

    三、社会经济。略当于旧史的《食货志》在此应有较多的展。包含农、牧、渔、林、矿、盐、手工业、商业、货币、各种生产技术、土地制度和行会制度等。

    四、政治制度。约当于旧史《百官志》。

    五、军事制度。约当于旧史《兵志》。

    六、法律。约当于旧史的刑罚志。

    学术文化包含经学、史学、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等是否在典志中设置专篇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倾向于用传记的形式分别处理而把典志的内容一般限制在制度性的范围。

    关于宗教旧史中只有释老志。在内容上现应从制度上作出新的展。

    关于礼俗：旧史中的礼志、五行志、舆服志；都有比较丰富的内容应充实民间方面的材料设置专篇。

    关于中外关系：旧史中关于中外关系的记载多见于列传中。《通典》的《边防志》和《文献通考》的《四裔考》也有部分材料。这在典志中是一个应开创的篇章。

    在典志的编撰过程中不必拘泥于这几个门类的各目但标目还是以比较集中为好不要过于分散。这样可以眉目清楚一些便于读者。

    典志的表述有三种传统形式。一种是《史记·平准书》式的完全用作者的语言写出来有事实、有议论。第二种形式是《汉书·地理志》、《艺文志》式的把各种地名、书名列举出来作为基本的形式也附有少量的议论。第三种是《通典》、《文献通考》式的分别汇集许多原始材料把有关前人的议论和作者的意见附于后面这是把材料和议论完全分开的形式。这三种形式各有特点应该是按论述的对象采取适当的形式不能一概而论。

    应该指出撰写典志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方法上的深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到人口的研究。他说：“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依据马克思的论述可以归结为：先经过“表象的具体”再到“多层次的抽象”最后回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样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说这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1这对我们是很有启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么研究如此丰富复杂的人类历史客观进程更应该是如此。在史书中考虑设置“典志”部分就是希望切实地朝着从多方面反映人类史这一“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的方向去努力。

    我们设想：典志部分的写法要力求体现上述理论指导既要从传统史学中吸收今天用得着的东西又跟前人的写法不同。总括来说典志篇目的设立都是企图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都是为体现历史展的整体服务的。有两点是特别紧要的。第一对于经济、政治制度等等不是作为一个制度静体来写而是作为动的即从历史的运动中来写。第二不仅要讲一种制度的展还应该讲制度跟社会展的关系。

    传记人物群象历史的展毕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在史书里看见了历史人物的群象就愈益感到历史的丰富性。离开了人也就谈不上历史。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对写人物传记的重视却是可取的。近几十年人们重视摸索社会展规律在史书撰述中努力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史学工作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下去。但在另一方面在断代史和通史的撰述中都忽视了人物传记的编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现在我们还应该写传记本书自第三卷以下都要给传记以较多篇幅。

    历史是遵循着必然的规律前进的。人的作用不能改变规律但能影响历史展的度和状况。十八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亚洲扩张同是东方国家有的沦为殖民地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此后日本又由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展走上侵略邻国的道路最终成为战败国。而中国在**的领导下站立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史上项羽和刘邦都以反秦起家而项羽以优势兵力反而与江东八千子弟同归于尽。刘邦以劣势兵力却最后夺得了皇位。三国时期诸葛亮以一身系蜀汉之安危。南宋时期一个岳飞一个秦桧他们在权位上的得失深刻影响宋金间的军事局势。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很能表明人在历史的具体行程中所起的作用。

    人的作用包括人民群众的作用也包括领导人物、代表性人物的个人作用。斯大林有一篇著名的谈话他跟德国作家路德维希（emi1Luig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o3页。

    1881—1948）谈到个人的作用问题。路德维希问斯大林：“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斯大林说：“不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

    路德维希讲到他上大学时许多自称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信徒的德国教授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英雄人物的作用。斯大林说：“这是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

    斯大林还谈到彼得大帝和列宁。他说：“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彼得为了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时也应该说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农奴来进行的。”又说：“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末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1斯大林在这里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要肯定历史人物在一定时期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要指出他所受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以上说个人的历史作用也为的是要说明编写人物传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这只说了问题的一面。问题还有需要说明的另一面这就是：历史人物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他们身上不能不反映某些时代的特点。正面的人物会反映某些新生力量的时代特点反面的人物反映某些保守的以至反动的时代特点同时他们都还会反映他们的具体环境中的某些特点。编写人物传记既要在传记中写出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还要写出他们身上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我们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看人物同时还要从人物身上看时代。中国历史上有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有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宗教家、教育家有文学家、艺术家有优秀的医师、技师、工程师有杰出的群众领袖、妇女领袖和英雄人物。我们不是把这些人物写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有选择、有主次地去写。有的人物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是一种情况随着历史的展他的地位就会有变化。所以写传记不只要熟悉传主所生活的时代历史的全貌有时还须有通史的见识。简单地专就某人的事迹写他的传记是不会成功的。

    有人担心写传记不能不依靠旧有的资料这样就只能是资料的组合甚至是对旧日传记的今译。还有人认为无论我们写得怎样好比不上司马迁。这些意见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但未免过于片面。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有我们观察人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同样的材料我们可以与古人有不同的理解也可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可以写出不同于古人的传记。比起司马迁来我们有难于赶上他的地方也有可以过他的地方。因为时代距离的不同他对于某些人物比我们熟悉一些。他的文学水平也可能高些写的就生动些。但有时距离的时代远了些可能比距离近的看得更全面些。文学水平的高低确实对读者的吸引力起很大作用但理解的深刻性也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表述上的生动这一点在本章第三节还要论述。

    “通”的要求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种体裁可以配合起来必要时也可以参用别种体裁。如果写得好就可能多层次地反映历史展的进程也可能既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但要写得好就需要在“通”字上下工夫。

    “通”的观点在中国史学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关于“通”的主张可分为两派。一派以司马迁为代表一派以郑樵为代表。司马迁著《史记》要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是这三句话的核心。“究天人之际”是要从天人关系上解释古今之变写成一部有独具特色的史书。历史本来是不断展变化的。无论谁来写历史都躲不开这个“变”字。司马迁的贡献不止在于写出“变”更在于写出“通”。“通”是“稽其成败兴亡之理”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述往事思来者”。他不止是在编撰形式上的通他是要探索历史展的道理并且与历史的未来联系起来。后来杜佑著《通典》是从典章制度方面要通古今之变的专书。他相信这书可以“施于有政”。也是要与现实联系起来的。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都有“通古今之变”的遗风可惜都没有写成通古今之变的通史。

    郑樵是以推崇通史著称的。他所谓“通”总是和“会”字并举称作“会通”。“会”是大量汇集历史文献加以编排。“通”是记载不同朝代前后相续、不断代为书。他用这个标准去称赞孔子和司马迁。他说孔子“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说司马迁“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郑樵的学术兴趣是知识性的重点在文献学方面跟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有很大的区别。后来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这是一部关于典章制度的巨制材料丰富也有一些见解。但总的说来他的兴趣也是在知识性方面在文献资料搜集、整理方面。他在总序中说：“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草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博闻强识”就是他编撰《文献通考》的宗旨。《通考》的形式与《通志》不同而治学的路子是接近的。郑、马的路子对于后来史学界的影响可能比司马迁、杜佑还要大些。

    我们撰写史书对于“通”的要求要吸取两派的长处；更重要的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工作。我们赞成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不能停止在资料上要通过对资料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我们赞成通史的编写形式但我们要求的是全书各部分之间的脉络贯通。我们不赞成把通史看成断代史的拼凑但我们主张认真研究每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诸因素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之间、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要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的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我们赞成通古今之变但要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要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展规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保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如《**宣言》论述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论》论述劳役地租到货币地租的历史由简单协作到大工业的历史《论国家》和《国家与革命》论述国家的历史都具有通史的性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吕氏春秋》有《精通》篇。篇中列举了养由基、伯乐、宋国庖丁、钟子期的故事。养由基是一个善射的人。他最初先以箭射石后来功夫到了能箭穿鸟羽。伯乐是一个善相马的人。他初学相马的时候十分专心时时想着的都是马。宋国庖丁善解牛当他初学解牛的时候看见的是整个的牛不知怎样下刀。后来他解牛的本领展到得心应手眼里就不再是一个无从下刀的整牛了。钟子期善于音乐他能从乐声中辨出奏乐人的情绪。有一夜他听人鼓琴觉得鼓琴人有悲哀的情绪经过询问果然如此。这些事例说明了养由基等人由于勤学苦练而达到技艺精通的地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写好也要有古人这种力求精通的精神。

    第三节历史文学史学和文学没有文就没有史。研究历史的成果总得表现在文字上。人们既要下大功夫对历史客观进程探索了解又要见于文章使人看懂。我们所要表述的不是机械不是技术而是生动丰富的人类史。要把这一客观过程写出来决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们还要下功夫讲求文字表述的方法。这也是个群众观点问题史学工作者要为全民族的大众服务对更多的读者负责提供群众爱读的历史著作。

    历史文学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历史剧本。另一个意思是指真实历史的文字表述这可包含一般的文字表述和有高度艺术水平的杰作。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历史文学是指第二个意思。

    “文”与“史”二者的关系最早是不分开的。后来文学和历史逐渐趋于分离这是一种进步但是两者分离了仍不能截然分开。一些杰出的历史家往往同时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他们写成的历史著作同时又被认为是优秀的文学著作。现在撰写史书仍有一个文字表述上的要求。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也是有关史事的最早记载反映了殷商和周初的一些社会情况并且被作为档案保存下来。金文记载的内容比甲骨文要丰富文字也多了百字上下以至近五百字的铭文如《大盂鼎》、《小盂鼎》、《大克鼎》、《散氏盘》等占了金文中相当的分量。甲骨文质简也许还说不上是文学。金文中有些已经有文采可以说已具有文学作品的某些特征了。

    《尚书》和《诗经》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典籍。《尚书》是政治文献的汇集但已备有多种文体为后来各体散文的创始。《诗经》是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如《周颂》、《鲁颂》、《商颂》、《大雅》、《小雅》都有不少的历史内容。如《生民》、《公刘》等篇章写了周初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等英雄人物已有了历史人物传记的雏形。《国风》大都是民间流行的诗歌与《雅》、《颂》相比文学味道要浓一些而历史内容就少得多了。《国风》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纯文学作品。后来出现的《春秋》可以说是一部不具备文学性格的历史书。这表现了历史和文学分离的趋势。

    文史分离的趋向是逐步显明的。从战国到秦汉人们对文史分途在思想上并不一定明确。一些大史学家同时又是大文学家他们撰写的史书极有文采在史学和文学上兼有很高的价值。在战国时期《左传》即其一例。两汉出现的历史巨著《史记》、《汉书》也是文学名著但同时又出现了大文学家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的辞赋历史和文学分为两途已显然可见。

    “文”“史”分途由于二者各有专门的职能但分而又不能全分这是由于“史”不能离开“文”。好的历史撰述要靠有文采的语言引起读者的兴趣从而产生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效果。注重叙事的才能注重文采是我国历史家的一个传统。班彪父子对司马迁的历史观点有激烈的批评却推崇司马迁善于叙事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1范晔也盛赞班固的文采说：“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2《晋书·陈寿传》也说陈寿撰成《三国志》后“时人称其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刘知几著《史通》一方面注意到文史已经分途说“史之与文较然异辙”3；另一方面又强调“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④这讲的就是“史”不能离开“文”。刘知几把文字表述的优劣作为评论史书高下的一项重要标准。他认为《左传》、《史记》、《汉书》成就最高它们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取信一时名千载”。他尤其推崇《左传》。针对长期以来人们对《春秋》三传评价的分歧他认为从史学角度看《左传》的价值是《公羊》、《谷梁》不能相比的。因为《左传》不但取材丰富史实可靠而且文辞优美、叙述生动跌宕不群、纵横自得所以传诸不朽。相比之下《公》、《谷》二传凭主观记事且又繁复累赘语言无味实在高下悬殊。因此刘知几极为重视有文采的语言对于表现史事及史书能否流传的巨大作用。他归结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为章句刊之布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5这些话对《公》《谷》的评价未免有些偏见但对史不能离开文的道理讲得很中肯。“言之不文行之不远”1《汉书·司马迁传》后论。

    2《后汉书·班彪传下》后论。

    3《史通·核才》。

    ④《史通·叙事》。

    5《史通·叙事》。

    一语本是孔子称赞子产重视外交辞令在彼强我弱情况下能委婉而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折服了对方传播于远近。刘知几把它提高了一步用来说明历史文学对于史书广泛传播的意义赋予它以普遍性的品格而成为历史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章学诚继承并挥了刘知几关于史文关系的论点。他说：“夫史所以载者事也事必借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1又说：“古人修辞非为观美谓必如是始可以行运而传久也。”2“不文则不辞辞不足以存而将并其所以辞者亦亡也。”3这些话都论述了历史记载必须依靠有文学性的语言才能广泛传播而“良史莫不工文”是对“史”“文”关系的极好说明。

    现在我们要广泛地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要通过历史撰述作为进行教育的重要工具。为了让更多的群众掌握科学的历史知识历史文学的重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应当更加重视。历史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教育工具。学历史固然是为了解过去但了解过去是为了解释现在观察未来。我们要挥历史教育在培养爱国主义帮助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在认清历史前途、坚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信心中的重大作用。这就要求历史著作既有深刻的理论分析有合理的编撰形式还必须在文字上善于表述。有的学者担心讲历史文学就等于要求把史书写成既是历史书又是文学书就会把文学创作中夸张、虚构的手法带到史书写作中来。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历史文学的要求是生动地表述真实的历史面貌恰好跟夸张、虚构的手法相对抗。《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不同正好是有文学特色的史书和纯文学作品的鲜明对照。

    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我国历史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和很高的成就。

    先秦时期历史文学就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左传》是当时的代表作。《左传》善于写语言所记各种辞令极为精彩。“吕相绝秦”的一篇话是长期被传诵的名作。《左传》记吕相奉晋君之命对秦晋关系表示了决绝的态度。他历述秦对晋的恩德接着说晋已一再对秦报恩对秦有大的帮助最后就缕述秦片面破坏盟好及屡次危害晋国的活动而晋国虽亟力克制希望保持和好而不可得。这是一篇谴责敌国的话但肯定了对方的旧恩列举了对方背信弃义的事实雍容典雅没有一点咒骂没有一点火气措词委婉有致又有很强的说服力。1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2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位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3孔门有四科言语是其一。战国间游士以游说取卿相。孟子也说到跟大人物谈话时应注意的风度。可见重视语言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左传》等史书在记语言方面的成就是这个古老传统的反映。

    1《文史通义·史德》。

    2《文史通义·评周永清书其妇孙孺人事》。

    3《文史通义·说林》。

    1《左传》成公十三年。

    2《论语·季氏》。

    3《论语·子路》。

    《左传》也善于叙事尤其擅长于写战争所记长勺之战、殽之战、鞌之战、邲之战、城濮之战都很生动。如记城濮之战这场春秋时期最大的战役1生动紧凑充分显示出作者视野的开阔和构思的周密。他先写战前的准备着重将双方政治、指挥情况作了对比。晋文公修治内政整编军队决心借救援宋国的机会与楚一战以达到取威定霸的目的君臣齐心制定了联合齐秦以对付楚国的正确方针处处占据优势。楚国方面则内部分歧主将子玉骄傲轻敌作战兵力薄弱处处潜在着失败的危险。接着写两军作战晋军向楚表示礼让后退九十里处于有理的地位而士气高昂以此反衬出楚军不愿进攻子玉却硬要向晋挑战因而士气低落。然后写两军作战突出表现晋国方面灵活的策略先以强攻将楚军薄弱环节“右师”击溃再伪装逃遁引诱楚军来追对它拦腰袭击最后对楚军“左师”两面夹击大获全胜。这些记叙环环相扣层次分明是由于《左传》作者有叙事才能又懂军事知识才能做到的。《左传》在记述语言和叙事上的成就为我国历史文学的展奠定了基础。

    两汉时期我国史学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司马迁的《史记》是运用高度的文学修养来叙述历史的典范作品。书中《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留侯世家》、《魏公子列传》、《李斯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淮阴侯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史记》善于将记述复杂的历史活动与记述人物活动结合起来既能突出事件的主线写出最主要的历史场面又能写出历史人物的神情风貌。《项羽本纪》是写项羽又不只是写项羽。它是在写楚汉之际主要活动的同时又在写项羽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二者得到了很好的结合。篇中写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表现得尤为突出。巨鹿之战是反秦军击败秦军主力的一场关键战役在记述中司马迁生动地描写了项羽对敌的决心和威武气概：“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又用诸侯军的观望、恐惧和慑服来反衬项羽的胆力和风度：“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这些记述写出了项羽正是在殊死的战斗中取得了号令诸侯的地位。对于鸿门宴这场秦皇朝灭亡以后项羽刘邦在宴会席上的生死斗争司马迁也写得扣人心弦。宴会上剑拔弩张的情景使人惊心动魄。范增的急于下手项羽的缺乏谋略刘邦的惊慌张良的机智樊哙的勇敢项伯的忠厚无不跃然纸上。最后写项羽在垓下陷入重围“四面楚歌”。他以八百骑乘夜突围走东城这时（项王）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决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1t;/pgno335.TxT/pgn>“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1《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这里生动地写出项羽这个失败了的英雄的悲剧结局。他确是骁勇善战、胆气过人即使身陷重围仍然具有所向披靡、使其对手丧魂失魄的力量。但他至死不悟到最后关头仍夸耀自己的勇敢把失败归到天命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刚愎自用、“自矜功伐奋其私智”的性格特点。总观《项羽本纪》全篇巨鹿之战是项羽声威的顶点鸿门宴则是他走向下坡路的起点垓下被围是他失败的最终结局。司马迁确实做到以他的传神妙笔生动地记下了秦汉之际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场景同时刻画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因而千百年后仍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史记》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萧何和曹参都是汉初功臣先后出任丞相司马迁却写出两人行事有很大的不同。萧何很有实际办事能力而且处处小心谨慎以消除刘邦对他的猜疑。曹参任丞相则凡事率由旧章不问政事日夜饮酒有客人来劝说他就连连劝酒最后让客人喝得大醉无法进说。由于运用对比手法而两人不同的性格更加鲜明。司马迁写王陵和陈平也是这样。王陵和陈平在吕后时任左右丞相他们都反对王诸吕希冀保全刘家天下但二人表现又很不相同。王陵生性耿直敢于面折廷争被吕后免去相位忧郁而死。陈平则善用智谋不当面得罪吕后得以脱身自保最后与周勃等合力诛杀诸吕恢复了刘姓天下。武安侯田蚡和魏其侯窦婴同是外戚司马迁也用对比手法写出他们很不相同的态度和心理。《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魏其侯失势以后武安侯当权。有一天武安侯同灌夫说他想访问魏其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至日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即武安侯）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人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侯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灌夫）言。’乃驾往。又徐行。”同是当时很尊贵的外戚但由于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就出现了一个谦恭一个倨傲的鲜明对照并借此刻画了世态的炎凉。

    《史记》又善于用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特点。《李斯列传》开卷说：“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下无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所在自处耳。”这是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写在这个政治家的传记上好象有点浪费笔墨但司马迁却正用它写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观斤斤于计较个人得失。列传写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游说秦皇听从赵高而立二世上督责书及狱中上书都不过为的求所自处为个人打算。一直到要腰斩咸阳市了他还“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通观列传全篇在一定意义上老鼠的故事简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司马迁对这个细节的描写在全文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又如《陈涉世家》篇末写陈涉立为王后有个旧时佣耕的伙伴来找他住了一段时间没有拘束讲了些陈涉以前穷苦时的情形。有人向陈涉进了谗言陈涉就把这个农民斩了。这个故事放在陈涉揭义旗到最后失败的全部叙述之后好象可有可无。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是决不可少的。司马迁在这个故事之后紧接着就指出来：斩了这个农民以后“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这是用这个故事形象地写出陈涉在取得初步胜利不久即陷于严重脱离群众的泥潭里成为他失败的重要原因。因小故事说明大问题这是司马迁擅长的本领。

    《史记》在写人物时还善于采用互见的手法。历史人物往往具有多方面性。如果只写他的成功或长处一面而不写他的弱点一面就失之片面。司马迁写人物常常是在本传写出其主要的方面而将他非主要的一面放到别的篇中叙述。这就是互见的手法。这样通读全书的有关部分就能对这个人物有比较全面的印象。刘邦是一位反秦的重要领袖西汉的创业君主对这样的人物司马迁主要以《高祖本纪》写他的功业特别写出他在楚汉战争中致胜的原因。刘邦不同于项羽的好杀而实行安抚人民的政策入关中封府库与父老约法三章因而大得民心。又写刘邦的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他在洛阳南宫置酒大会群臣要大家直率讲出他为何能得天下。王陵等说是因“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而予之与天下同利也。”刘邦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司马迁又在其他篇中写了刘邦所短的一面。在《淮阴侯列传》中写他对功臣的猜忌还在《张丞相列传》中写他当了皇帝还骑在大臣周昌脖子上的无赖习气。这样读者综观各篇就可比较全面地看出刘邦的为人来。

    《史记》还善于用双相对照和寓论断于叙事的方法通过对人物的描绘以反映一定的社会景象客观地进行无言评价在这里有作者无言的赞叹也有作者辛辣的讽刺。

    在《史记》的影响下后来的纪传体史书也不断地有些写得很好的篇章。班固、陈寿、范晔等历史家都极重视叙事的才能。《汉书》之《张骞传》、《赵充国传》等篇都写得相当出色。《汉书》还有一些精辟的议论。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语中论武帝时期人材之盛说：“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嚮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玁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这段议论将武帝时的大量史实加以概括讲出当时客观形势对人材的大量需要和群材竞出的局面是很精采的。《后汉书》的《党锢列传》和《宦者列传》也各有长段的序。前者表彰东汉士人崇尚气节、讥贬权贵的风气后者指斥宦官为害之烈。将这两段议论放在一起来读我们对于东汉晚期的政治特点就能有更多的了解。《后汉书》的《班传》、《陈蕃传》《三国志》的《武帝纪》、《诸葛亮传》《旧唐书》的《郭子仪传》等也都是相当出色的篇章。《三国志·武帝纪》既是三国时期大事的纲又生动地写出曹操政治家、军事家的本色。

    《资治通鉴》是有高度文学成就的著作。其中记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伐南燕、韦孝宽守玉壁、李愬雪夜入蔡州等都是长期传诵的名篇。《通鉴》写赤壁之战以六分之五的文字放在写战争决策上。先写面临曹操率领大军南下的严重局势鲁肃向孙权陈述联刘抗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今不往恐为操所先。”然后写诸葛亮会见孙权先以“激将法”试探其意向所在继而述说刘备虽然新败还有一定的战斗力曹操兵力虽众却存在远来疲惫、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之民附曹而不心服等三大致命弱点以此坚定孙权联合抗曹的决心指出“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再写在曹操致书进行恫吓后孙权集团主战、主和两派的不同态度着重写了主战派领周瑜对孙、曹双方政治、军事力量的分析断言“将军（孙权）禽操宜在今日。”于是孙权下定了决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文章精采之处正是在上述写决策的过程中诸葛亮、周瑜分析各方形势时已言及胜负之数。最后精炼地写出赤壁江面上大败曹军的情景：时东南风急（黄）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败。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1t;/pgno34o.TxT/pgn>蹈藉死者甚众1999ooo41_o341_o。

    这样前面深入的军事、政治条件的分析跟后面紧张生动的战争画面相配合构成了完整、精采的篇章。

    《通鉴》也善于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并重视有意义的细节描写。书中写赤壁大战前夜刘备到樊口迎接东吴统帅周瑜的情景：（刘备）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遣人慰劳之。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备乃乘单舸往见瑜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忘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备深愧喜。

    这里借简短的对话写出了刘备对实现联合抗曹的喜悦而又信心不足的复杂心理；写出了周瑜的锐气、自负和严于职守表现出这个青年统帅雄姿英的风貌。淝水之战在记述前秦军大溃败之后末尾加了一个小插曲：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捷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2999ooo41_o341_1这里写谢安接读前方战报之后因极度欢喜而“不觉屐齿之折”的细节生动地揭示出他在外表平淡掩饰下内心里对前方战事的关切和紧张说明此役对东晋存亡攸关的重大意义同时也表现出谢安的个性和风度。在记述一场鏖战之后添上了这一细节文章就耐人寻味富有情趣。

    我国历史文学的成就是一个丰富的宝库其中不少优秀的篇章一直到现在还有可供我们学习的价值。

    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历史表述要达到高度艺术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但从基本要求上说它跟一般的历史表述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只有高、下之别并无彼此之分。这些基本要求是：确切、凝练和生动。

    历史表述必须确切这是不说自明的。但真正作到这一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确切包含表述的真实、正确和恰当。这就有一个态度问题、认识问题和技术熟练程度的问题。

    真实地表述历史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天职。作不到这一点就是没有尽到职责。有意地违背这一点至少是学术道德上的错误甚至是政治上的犯罪。古人称道良史总是“不隐恶、不虚美”。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几把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看作重大的有教育意义、政治意义的事情。他说一个人如果载入史册就“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他反对执笔的人“爱憎由己高下在心”主张“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1章学诚著《史德》说：“德者何谓？著述者之心术也。”又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章学诚所谓心术就是指著史者的态度。所谓天人之际就是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区别。天是指历史的客观存在。人是指史家的思想感情。章学诚认为史学工作要尽量反映客观的历史事实不要掺杂个人的偏见。他也认为这一点不是轻易可以作到。他记载黄巢义军入长安时的动人景象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这很不同于后来那些对农民起义军随意诬蔑的史书。但在关系到黄巢义军与唐皇朝的关系时司马光就处理不好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我们不能苛责他们因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下所作不到的事。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虽然已有六、七十年旧的偏见再加上新传入的偏见仍在干扰和阻碍我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真实而正确的表述是需要的但如表述得不恰当仍然不能达到历史表述上应有的效果。《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就是说的表述恰当的问题。“属辞比事”是选词和组合史事是历史表述能否成功的最后一关。这一关把不好好的表述还是不能出现。

    以上可见确切的历史表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旧唐书·刘知几传》记刘知几“史有三长”之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楩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1t;/pgno343.TxT/pgn>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从问题的性质看孔孟所谓“义”和刘知几所谓“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认识或观点。“文”和“才”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表述的技巧“识”和“学”是指对史事或史事的掌握。他所说的才、学、识与我们所说表达的真实的涵意不同但也有一些的联系。在具体看法上我们跟他们有很大的区别但他们的这些话毕竟是很著名的言论对于后世的史学理论有重要影响值得我们参考。

    凝练和生动比确切更有技巧方面的意义但也不是单纯技巧问题。“凝1见刘知几《史通·曲笔》。

    练”二字前人似还未曾用以论述历史的表述但《史通》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不少。概括起来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尚简一是用晦。史文的烦与简在史学领域里是个争论很久的问题。汉献帝因《汉书》篇幅过多命荀悦删为《汉纪》把一部百卷的书改写为三十卷的书。刘知几说这书“历代褒之有逾本传”这只是因为《汉纪》简约比《汉书》易读未必就是以烦简定二书的高下。晋代干宝评论各家史书特别推重《左传》说它“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这就明确提出以简约为高了。另一晋人张世伟撰《班马优劣论》说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写了五十万字；班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却写了八十万字“是班不如马也”。这就完全是以文字的烦简定史书的优劣了。因此史文烦简简直成了一个大问题。刘知几著《史通》有《烦省》一篇。他认为：“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这是说妄载谓之烦阙书谓之省二者都不可取。这就明确地批评了那种单纯以文字烦简定史书高下的看法。刘知几在《书事》篇中还说：“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这段话论史文烦简说得比较公平、合理没有什么偏见。但他针对魏晋以后偏于浮华的文风在《史通》的《浮词》、《叙事》、《书事》、《点烦》等篇里都强调了简的重要提出“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这在当时是有实际意义的。近人郑天挺同志对中国历史家尚简作了论述：他指出“有时候已经叙述了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罗列事迹；有时候已经用事迹衬托出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用抽象的话笼统地赞美；有时候对于才行事迹全不说而把当时的言语记出来因为言语有所关涉事实也就显露了。他们绝不同时并写以免虚费文字。假如说一个人尽夜读书又何必再说他笃志学习？已经说了下笔千言又何必再说文章敏？既然已把一件事情生时有关系的对话记下来了又何必再把这件事情的经过重说一遍？这是历史家尚简的理由。因为尚简所以他们更主张省字省句不妄加不烦复但是却要简要合理。他们要作到“‘骈枝尽去尘垢都捐华逝实存渣去瀋在’。”1这里所讲的尚简在具体运用上的种种要求和经验现在仍然是适用的。

    在史文烦简上我国史家主要倾向是尚简但也不是愈简愈好。这一点刘知几已经说到。宋人洪迈进而提出：“文贵于达而已烦与省各有当也”2。不论烦与省都应写得明白、全面不可失当。顾炎武也认为：“辞主乎达不论其烦与简也”1。他们提出的这个“达”字比刘知几对史文烦简的看法更加明确了。我们认为现在还是应当注意继承尚简的传统而对于烦和简则应有辩证的看法。史文烦简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字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对历史的见解问题对材料的取舍问题。史学工作者要把这些问题处理得好既要有明确的认识也要认真付出功力。

    刘知几《史通·叙事》篇提出来文章有显有晦的说法：“显也者烦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又说：“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1郑天挺：《中国的传记文》《探微集》第269页中华书局198o年6月版。2《容斋随笔》卷一“文烦简有当”条。

    1《日知录》卷一九“文章烦简”条。

    他所说的“用晦”是从史文烦简的角度提出来的有突出重点的意思也有含蓄的意思好象类似于概括但跟概括的意义又不相同。他在文中举出的几个例子似乎还不能说明“用晦”的表达方法。在用晦的方法上顾炎武曾提出一种表述的形式。他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用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2顾炎武说的“于序事中寓论断”是对“用晦”的一种主要的表述方式。这也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不过司马迁“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最好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不只是借着一个人的话来评论而有时是借着好几个人来评论；不一定用正面的话也用侧面的或反面的话；不是只用别人的话更重要的是联系典型的事例。《叔孙通列传》全篇都在写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全篇先后四次通过别人之口对他进行评论而作者却未置一词。第一次是叔孙通讨好秦二世得到二世赏赐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第二次是叔孙通准备为刘邦定朝仪文章记鲁两生的话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第三次记朝仪场面及刘邦的反映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从侧面对叔孙通所作的批评。第四次是叔孙通得到刘邦赏赐后分送同伙同伙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的其他篇中都有类似的表达史论的形式1。

    生动是指熟悉表述对象言之有物有感人的生活气息。它不夸张不是华丽的词句不是形容词的堆砌。不只在写轻松场面时可以生动在写严肃和紧张的场面时也可以生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又《关张马赵黄传》：羽闻马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第二例写的是一个轻松的场面在这个场面之中生动地写出关羽的性格和诸葛亮的风度。第一例在同一场面中写出曹操和刘备因地位之不同心情、神态各异在曹操是从容在刘备是紧张。《左传》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癸酉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履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2《日知录》卷二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

    1以上关于尚简和用晦的论述袭用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25—227页。对原文有删改。本章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不再一一注明。

    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缓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这是一场严肃的战争场面《左传》写得又生动又凝练。象这一类的例子在本章第二节中说了很多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真实、凝练、生动这三个基本条件在历史表述上是应该具备的。长期以来我们很少讲史学撰述中应有的文风。认真作起来总不免有点吃力。但只要我们努力困难是可以逐渐克服的。

    第九章中国与世界第一节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国历史的继续性以上八章就中国历史本身和中国史书编撰有关的重大问题分别作了论述。中国史毕竟是世界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不能离开世界史而简单地研究中国史。

    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文明展的连续性是十分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其二中国文明在文化展史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以下让我们分别地作一些比较的考察。

    文明在历史上是和国家同时生的。在人类历史的上古时期在东亚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西亚的伊朗高原、幼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在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在南欧的克里特岛、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出现了许多古老的文明国家。其中第一批出现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至公元前三千年代后期。这就是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均生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印度河流域文明（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中国古代文明和克里特岛上的爱琴文明（约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后期）。

    公元前二千年代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下叙利亚、小亚细亚一带出现了腓尼基文明和赫梯文明。在克里特文明的影响下希腊半岛上的迈锡尼等地又形成了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成为爱琴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二千年代是青铜时代的盛世也是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和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王国）文明繁盛时期。但是就在这一时期印度河流域文明灭亡了（约公元前175o年）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也先后灭亡了（约公元前十五世纪公元前十二世纪）。

    公元前一千年代铁器时代开始文明也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展开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重新出现了雅利安人的国家在伊朗高原出现了波斯国家在爱琴地区出现了希腊诸邦在意大利出现了罗马国家。在人类上古史上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国家这时都出现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最古老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开始失去政治上的独立从属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在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影响下生的小亚细亚（赫梯）、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诸文明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世界历史表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产生的古老文明除了中国以外到了铁器时代的早期就都已经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存在了。

    在公元前一千年代产生的古国大多数也没有能直接存留到现在它们作为政治实体的连续性遭到了外力的中断。波斯征服了整个西亚、北非的最古老的文明地区以至印度河流域以祆教（拜火教）为其特征的古波斯文明成了更古老的文明的继承者和代替者。但是公元前四世纪后期波斯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灭亡。在辽阔的波斯帝国故土上后来建立起许多“希腊化”的国家。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三世纪初期安息（帕提亚）统治了伊朗和两河流域。公元三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萨珊王朝的波斯一度复兴。但是它在七世纪中叶为阿拉伯人所征服。从此伊朗和西亚、北非其它古老文明地区一样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地区。

    公元前八至六世纪间在希腊地区重新形成了很多城邦经过公元前五世纪的繁荣到公元前四世纪后期落入马其顿势力的支配之下。到公元前二世纪马其顿和希腊又先后落入罗马人统治之下。罗马于公元前一世纪后期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希腊等古老的文明地区都属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到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生危机。四世纪后期日耳曼人大举侵入帝国分裂。五世纪西罗马灭亡。作为上古时期在地中海地区出现最晚、影响最大的古罗马文明也在历史上中断了。在中古时期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运动于广大的欧、亚、非地区引起了传统文明的巨大变化。当时存在于这一广大地区里的很多国家都是在这些运动之中或其后逐渐产生的。因此它们与当地的上古文明的联系不是直接的。

    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就十分引人注目了。中国文明产生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1。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连续展到春秋时期进入铁器时代。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不同中国古文明没有为外力所中断。中国古代国家经过春秋、战国之后继续向秦汉时期的更高阶段展着。

    公元四、五世纪中原地区也生过民族的移动还建立过不少由少数民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权。但是这些变化在本质上都是朝代的分合或更替的问题。以后在元代和清代两度出现过以少数民族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但这些皇朝和以汉族为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各族上层统治者的联合政权只不过是具体结构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在历史上从未被外力所中断。

    中国文明在文化史上的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显得突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史上展的连续性与文化遗产的流传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回事。在文化连续展的文明中前代文化自然地作为遗产流传给后代所以有文化史展的连续即有文化遗产的流传；但是有文化遗产的流传却未必有文化史展的连续。例如现在世界流行的阳历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的历法。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日为一星期圆周分为三百六十度可以溯源于巴比伦。现代许多国家都使用的拉丁字母源出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源出于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又可以上溯于上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字中的表音符号。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可以说明现在许多国家都在继承和沿袭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遗产；但是人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现代国家都与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有文化展史上的连续性。因为现代很多国家虽然接受了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遗产但是它们的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化却是自身先前的文化系统的展和继承而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那些文化遗产只是作为某些因素（而并非有机的系统）被继承下来的。

    1“夏文化二里头型晚期出现了较大的青铜兵器和工具——戈、钺、凿等尤其是还出现了青铜礼器——爵。”（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141页。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的归属尚有争论但青铜器出现之早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一个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必须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是语言文字展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形式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是学术传统（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历史连续性的史学传统）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如果我们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世界上的各文明古国其中大多数在文化展史上不是已经中断了连续性就是只有不完全意义上的连续性。

    让我们从事实来看。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有自己的独特文字系统有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可是当她们失去独立以后文字的使用范围逐渐限于神庙祭司之间最后终于被人遗忘。对于上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历史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5—前425年）游历波斯帝国时所听到的已经是很不完备的传说这从其所著《历史》一书记载的内容可以得知。在马其顿——希腊人统治时期埃及祭司马涅托（maho鼎盛年约在公元前28o年）、巴比伦祭司贝洛苏斯（Berosus鼎盛年约在公元前29o年）曾分别以希腊文字著埃及史及巴比伦史。这两部书现在虽已不存但从它书所引佚文可知基本上不过是各王朝的王表而已。在此以后就不见古代学者有关于埃及和两河流域历史的著述。这两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文字和历史逐渐从人们记忆中消失所余不过是金字塔之类的遗迹和若干神话及历史传说而已。曾经强盛一时的赫梯国家到公元前十三世末已经四分五裂公元前八世纪最终灭亡。赫梯的文字和历史也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到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以前即已灭亡继之而来的是还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的雅利安人部落文明生中断现象。克里特文明于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中断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也灭亡了。在希腊大多数地区又暂时回到原始社会后期克里特文明的线形文字甲和迈锡尼文明的线形文字乙都已被人遗忘。整个爱琴文明只不过在荷马史诗之类的希腊古籍中留下了某些片断的神话传说而已。只是由于近代学者在考古学和文字解读方面的成就许多曾被遗忘的古文明才得以重新为人们所知。可是至今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和克里特文明的线形文字甲尚未解读成功因而连这两个文明的创造者到底是谁现在都无法最后确定。在铁器时代开始后产生的古国中波斯的楔形文字也曾被遗忘波斯古史的很多原始资料只是在近代古文字学者将其文字解读以后才重新为人所知。古希腊文、拉丁文没有被人遗忘但是最后仍坚持用希腊语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希腊人而拉丁文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而成为基督教士读经和表述经院哲学的工具。十五世纪从意大利开始的西欧“文艺复兴”在形式上似乎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再生。“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词义本来也就是“再生”。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1。文艺复兴所开创的是西欧资本主义文明它从社会性质上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有着本质的不同。当然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西欧文明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并不止于有历史阶段上的差别。近代西欧文明是随着各个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形成的民族文明。各国民族语言文字的出现和以这种文字著述的开始可以被认为是民族文明生的一个明显标志。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1265—1321）曾经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9—25o页。2”。他已经开始用意大利文作诗了。到十六、十七世纪马基雅弗利（machiave11i1469—1527）、拉伯雷（Rabe1ais1495—1553）、塞万提斯（esespeare1564—1616）、弥尔顿（mi1ton16o8—1674）、莫里哀（mo1iere1622—1673）等名家辈出标志了西欧各国民族文明的兴起。因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并不是近代西欧各国文明的母体而是前者的遗产在客观上为后者的孕育和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养分。

    诚然我们也看到国外一些学者谈到其他古国文化的连续性。例如印度史学家高善必（d.d.kosambi）认为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连续性非埃及文化可比3。他说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连续性实际也就表明更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与以后的印度文化之间是不连续的。当然《吠陀》以下的印度文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婆罗门教的典籍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前后相连的展轨迹而且在后代对前代典籍的注释中也能反映文化相沿不断的关系。例如著名的《摩奴法典》（manusmriti）在公元九世纪、十一世纪、十三世纪、十五世纪间几乎每二百年即有一次注释。印度文化史上一个不足之处是缺乏赖以反映历史的史学的连续性。又如英国学者汤姆生（g.Thomson）说：“如果我们以希腊史与中国史比较就会看到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两种语言的书面文献都始于公元前二千年代（引者按：中国未曾生爱琴文明的文字被遗忘并且至今仍有很大部分未能解读成功的现象）。这两种语言都存留至今变化较小。近代希腊语不同于古典希腊语但希腊人仍认为柏拉图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近代汉语不同于古典汉语言但中国人也仍然认为孔子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因此希腊语可说是欧洲最古老的语言汉语是亚洲最古老的语言。这种语言上的连续性反映了两国文化的连续性。自古迄今希腊的历史是单一民族的历史（引者按：中国情况不同）这个民族从未失去过它自身的同一性或者对于自己往事的回忆；对于中国人来说情况同样如此。”汤姆生也注意到了中国与希腊的不同。他指出：第一当前（此书初版于1955年）说汉语的人口约有六亿而说希腊语者仅八百万人口。第二希腊文化的许多内容并非自己独创而是从更早的近东文明借来的；而中国文化则是自己独创的1。汤姆生的话有其理由不过希腊同样缺乏反映历史的史学的连续性。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最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两点上。第一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展过程中未曾生爆性的断裂现象。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文的确相去甚远要求只识简体汉字的人去认甲骨文或金文当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整个展过程十分清楚、完整。了解到这样连续展过程及其规律也就掌握了认识甲骨文、金文的钥匙。而且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不管字形生了多大的变化字的构造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同原则的；这些原则好象一座联系古今汉字的桥梁今人通过它可以辨识古代文字。至于语言古今差别的确不小。因此现代人甚至现代的2《〈**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9页。3高善必：《古代印度文化与文明史纲》（Thediainhistorie1977）第9页。

    1汤姆生：《第一批哲学家》第61页。

    专门学者对于甲骨卜辞、金器铭刻、《诗》、《书》之文也有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是古今语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及专门术语上语法结构没有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生的。因此其中仍有梯道可寻。譬如先秦一部古籍汉、魏时期的人已觉难解于是学者作了注释。到了唐、宋时期。汉、魏人的注释已显得不足以解决疑难于是学者又作了疏解。今人考释古籍经常都要通过这条前人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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