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马来西亚这个族群多元的社会中，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被公认为三大主要族群，这是影响其国内族群关系的三大基本群体。然而，做更深入的分析，人们会注意到，马来西亚最具实质性的族群关系结构乃是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土著与非土著本土居民与曾经移民这样一种二元结构。这个结构的内核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一关系的发展演变，在支配着该国族群关系的发展演变。所以，马来人与华人的关系史，基本上可以代表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史。马来人是土著，本土居民的代表和象征，华人则是非土著曾经移民的代表和象征。这种结构是殖民主义时代的遗留物，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分而治之”直接造成的。马来人在半岛马来西亚有其悠久的政治传统，尽管一直是分散而不统一的，但这对于他们而言，却是极其关键的社会资源。中国与马来半岛的关系是由来已久的，华人借助这一关系很早就来到了这里。

    近代以后，他们为半岛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终在殖民主义者的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奠定了自己较强的经济地位，因此也掌握有一份很重要的社会资源。正是各自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政治地位或经济资源／经济地位，在独立前夕变成了他们各自的谈判资本，在既竞争（斗争）而又合作（妥协）的情况下，族群政治遂成了马来亚马来西亚的不二选择。然而，马来人坚称自己是本土的主人（“土地的儿子女儿”），在国家中应该享有特权，并坚持华裔移民须先获得公民身份而后才有资格参与当地的政治进程，从而使得族群谈判的天平一开始就倾向于马来人，因此，这一策略也就成了马来人历史上所选择的最聪明的策略之一。这中间，英国殖民主义者倾向马来人的立场，或对马来人的妥协，起到了某种关键性的作用。独立《宪法》则将这一结果（所谓的”社会契约”）变成了难以更改的事实。独立后，马来人支配了国家政权，从而也支配了马来西亚的民族过程，并借助强有力的政治支配地位，进一步取得了对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支配。与此同时，以华人为主的非土著族群，在向本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压力下，被迫抗拒着土著化，马来化——“一种语文，一种文化，一种宗教”的政策。独立以来，同化与反同化遂成了马来人与华人竞争的焦点。华人作为外来移民在当地从未取得任何支配地位的前提下，不得不选择坚守原有文化作为自己的最后底线。也就是在反复碰触这一最后底线的过程中，马来人才感受到了华人的真正力量之所在，而其不得不做出最大妥协（或美其名日“宽容”）的似乎也只是在这个方面。通过以上综述，在此提出的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这一关系的实质和未来走向，以及它将对构建种族和谐的马来西亚社会有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