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对美育的辅助作用及其局限性

    在德育和美育的关系研究方面，人们往往将比较多的注意力放在美育的育德功能（即美育对德育的作用）的说明上。德育对美育作用的说明往往较少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德育对美育作用的解释必须特别注意分寸，否则就会出现将美育活动德育化，从而葬送美育也葬送德育的后果。但是，解释需要小心与解释的必要性并不矛盾。本文希望通过德育对美育作用的探索对于这一理论问题的思考有所裨益。

    德育对美育所具有的辅助作用至少表现为美育过程之外和美育过程之内两个方面。但是德性在审美创造与欣赏活动中的作用主要是内在（或潜在）于主体的精神结构和活动过程之中的，德育对美育的促进作用也主要表现在审美（教育）过程之外。所以德育对美育所具有的辅助作用也应从美育过程之外的作用阐释开始。

    一、美育过程之外的作用

    德育对美育的作用首先是在美育过程之外的。所谓美育过程之外，即德育通过对主体的原创性状态、原创性的活动的改造去实现美育的作用。所谓原创性状态，是指审美主体在进入美育过程之前主体已有的心理储备状态，如主体深层心理结构、审美观念等等。

    （一）原创性状态之一：“集体无意识”

    我们知道，人类通过社会性的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一方面使客体自然“人化”，另一方面也使主体自然也就是人自身实现“人化”。这个过程中，一代一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智慧一方面通过书籍、工具、器物等信息载体流传下去，并实现不断增殖的文化进化，另一方面作为智慧形式在主体身上一代代积淀所带来的主体“认知结构”的进化。正因为如此，尽管人的认知结构从类的实践过程看是一种获得性遗传，具有后天性，但对于个体来说，却具有先验性。除了认知方面，当劳动对象以其形式的改变使主体满意或不满意时，主体的反映形式就不再是认识而是情感和情绪——“审美心理结构”也由此产生。人类审美方面的体验通过艺术品、艺术与美学理论以及主体心理结构积淀下来，也经历了一个与认识结构相似、兼容的积淀过程。

    最后，人的需要不仅有个体的，而且有社会的、群体的。社会发展需要个体需要和群体需要的协调，否则个体和类都无以发展进化。个体和群体乃至于类的这种关系协调的智慧既作为伦理规范、价值体系在典籍及习俗中流传下来，也作为一种心理成分积淀下来，形成所谓“伦理心理结构”。这样，无论真、善、美，人类的文化成果都是既通过外在客体文化载体积淀下来，也通过内在主体文化载体（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积淀下来，．成为类及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前提和基础。而主体身上三种文化心理结构内在积淀的过程既与外在文化积淀同步，同时三者本身也是同一过程相互交融、渗透和统一的不同侧面。

    换言之，在统一的心理形式上，认知、道德和审美心理是相互沟通的，因而任一心理要素的变化都可能通过心理形式的中介而影响其他要素。

    心理学上的许多理论与美学上的“积淀说”都有一致或相似之处。例如弗洛伊德、荣格和马斯洛等人的理论。弗洛伊德将艺术活动归结为与生俱来的本能冲动得以“升华”的结果。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中的“潜意识”是一口包括性冲动（力比多）等生理本能欲求的“沸腾的大锅”，艺术创造或欣赏都是以“升华”的方式使这些潜意识的需要得到实现的渠道。荣格将潜意识进一步推进到所谓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就是所谓的人类心理中沉积下来的早期生活的“族类经验”。荣格认为艺术活动，无论是艺术创造还是艺术欣赏，主体只有触动了集体无意识等内心深处，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审美体验。“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等概念与上述认知、道德和审美的“心理积淀”有相似之处。马斯洛属于与分析学派不同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派，基本上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持批评的态度。原因是他认为分析心理学关注了太多的生理需要及人的病态心理。马斯洛将健康人格作为研究的中心，他把人的需要划分为基本需要和高级需要、超越性需要等层次，较多地关注了人的高级需要、超越性需要，认为这一需要是一种常常被忽视而又不能忽视的“似本能”。道德、艺术、宗教等方面的需要，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似本能。似本能既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但又极易被忽略。而当似本能被忽略、超越性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人就会有枯燥、无聊、空虚、更具有攻击性等等特征，产生所谓的“超越性病态”。如果将上述三位心理学家的观点加以综合的话，我们可以认为，人类是有生物性遗传也有社会性遗传的。审美心理图式中有先天的心理形式存在，只有经由、触及这一心理层面，才会有真正的审美或立美活动存在。而审美心理图式与道德、认知的心理图式是联系在一起的，“集体无意识”可以宽泛地理解为这样一种综合起来的心理图式。一旦我们对集体无意识的形成有所影响，最终这一影响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审美活动本身。

    这样，德育通过对主体的原创性状态、原创性的活动的改造去实现对美育的作用，首先是指狭义或广义的德育作为道德生活实践的组成部分，历史地影响了人类的综合心理形式。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德育工作历史地影响了不同民族或整个人类的“集体意识”，因而在每一次审美活动和审美教育进行之前，历史上的道德生活与道德教育参与了审美活动主体的心理塑造；同理，今天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作为那种刻骨铭心的心理过程也将对未来人类的包括道德心理、审美心理在内的综合心理结构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这一过程将是漫长和不明显的（以千、百、万年而不是以一两代计），就像历史上发生过的那样。德育对美育的这一影响是通过对立美、审美主体的“集体无意识”或心理形式的影响去实现的（类似于“国民性”的改造），所以是审美过程或美育过程之外的作用。许多美学家都曾经注意到道德与审美在综合心理层面上的联系。英国美学家舍夫茨别利就认为，审美与道德虽然不同，但审美能力和道德能力都是心灵理性的一种审辨力，即所谓“内在的眼睛”。道德善恶可以在行动中直接感觉到，而直接感觉到，就证明审美与道德能力的心理上的沟通。美国美学家桑塔耶纳也认为，道德上的“良知”作为“天性的敏感”本身就是一种审美能力。当诚实、廉洁等道德原理“取得直接的威信”

    时，“天性的敏感”就可以对他们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在本质上是审美的”，“这种审美的敏感本应称为道德的敏感……这就是‘美善’，是道德的善的审美要求。这也许是人性中最美丽的花朵。”道德感与美感的上述沟通可以促使我们从两个维度考虑问题。第一，美育可以具有育德的功能；第二，德育对美育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不过，这一作用是以一种“天性的敏感”之类的心理中介为前提的。所以，对于德育来说，美育的育德功能不可轻视；对于美育来说，德育通过综合心理形式对美育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形成“天性的敏感”这一主体的原创状态。

    不过，“人类普遍的审美心理形式结构虽说是超生物的，却不是超社会的，它总是交融渗透着具有一定时代社会历史内容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理想……”所以，除了对作为“原创状态”之一的审美主体的心理形式方面进行讨论之外，我们还必须对审美心理的内容方面进行必要的考察。

    （二）原创性状态之二：审美观念的建立为什么“人类普遍的审美心理形式结构虽说是超生物的，却不是超社会的”？

    主要的原因是：第一，如上所述，即使是在审美心理的形式上，所谓“积淀”，也就是社会实践的历史的作用。道德、审美、认知等等因素及其构成的综合心理形式都是人类整体社会实践的产物。没有历史上的道德活动、审美和立美实践操作，当然就不可能有道德和审美上的任何的“天性的敏感”。人类优越于动物的心理形式来自人类优越于动物的活动（实践）的性质。第二，在心理内容方面，人之所以能够发现审美对象之中的美感和道德感，创作主体的德性之所以能够作用于立美创造，审美主体的德性之所以能够影响审美活动的全过程（从期待、动机，到填空与还原，到欣赏的高潮），都需要通过一定主体的审美观念去实现。而审美观念的建立是与具体和历史的社会实践，与社会生活、道德生活、道德教育等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正如英国艺术哲学家科林伍德所说：“没有艺术的历史，只有人类的历史。”

    这里所谓的“审美观念”是广义的，即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狭义的审美观念（审美价值观）、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审美价值观是一种与审美感性相联系的审美理解、判断的理性能力；审美趣味则是一种情感与理性相统一的审美选择、评价的能力与倾向；审美理想是审美观念的最高形式，它指的是审美的意象、范型、标准，是一种借助想象等机制实现的对于美的最高的追求。“无论是偏重于理性的审美观念，偏重于情感的审美趣味，还是偏重于想象的审美理想，由于它们直接与社会生活、文化、心理的关联，当其渗透在审美心理结构之中并引起审美心理各种因素组合发生变化，无不带有时代、民族、阶级的印痕”。“时代、民族、阶级的印痕”会表现在审美价值、趣味和理想的各个方面。

    关于审美观念的时代性，一个典型的例证是艺术史上女性人体的造型。从弥罗岛的《维纳斯》（古希腊）的形体与精神的和谐到中世纪女性造像对肉体的尽力贬低，再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斯庭圣母》的世俗化造型，分别反映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趣味与理想。普列汉诺夫说过：“基督徒有他们自己的关于女人外形的理想。这种理想从拜占庭的圣像身上就可以看到。大家知道，这些圣像的崇拜者对弥罗岛的维纳斯都表示极大的‘怀疑’。他们把所有的维纳斯都叫做女妖，只要有可能就到处加以消灭。”弥罗岛的《维纳斯》、拜占庭式的圣像、《西斯庭圣母》分别代表了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三个不同时期的审美观，而这些审美观的形成与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精神状况直接相关。

    关于审美观念的民族性与阶级性，艺术史上也不难找到有力的证据。黑格尔说：“中国人的美的概念和黑人的不同，而黑人的美的概念和欧洲人的又不同，如此等等。如果我们看一看欧洲以外各民族的艺术作品，例如他们的神像，这些都是作为崇高的值得崇拜的东西由他们想象出来的，而对于我们却会是最凶恶的偶像。”说的就是审美观的民族性。审美活动如作为阶级社会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则必然会产生审美观上的阶级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用人体美的观念为例，说明过审美观上因社会生活不同形成的“阶级性”。他认为，在农奴制下的俄国有以下四种情况：1．农民认为劳动而富足的生活是美的，因此体格健壮、面庞红润的农家少女是美的；2．商人认为赚钱多、吃吃睡睡的生活是美的，因此由这种生活养成的肥胖少女是美的；3．贵族认为无须劳动而又能够享受生活是美的，所以由这一生活形成的纤瘦娇柔、面色苍白、精神慵倦的妇女形象是美的；4．“有教养”的人认为，“思想和心灵的生活”是美的，具有表现这一生活的“一双美丽的、富于表情的眼睛”的人是美的。

    四种生活形成了四种关于人体美的审美观念。

    审美观上的“时代、民族、阶级的印痕”的说明还应当同审美观上的人类普遍性以及个体性的说明结合起来。因为审美活动的具体既是类的，也是个体的。这里着重说明审美观上的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只是为了集中说明问题。那么审美观（包括价值、趣味和理想等等）的上述不同是如何形成的呢？德育活动如何会影响这一观念的形成？我们仍然以古希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审美观的变革为例。

    古希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审美观的不同是与三个不同时期的社会道德生活及道德教育相关的。弥罗岛上的《维纳斯》出土即是一个断臂女郎，但是她那种健康、优雅、充满活力而又没有柔媚、性感的半裸的女性躯体，以及这一形象所展现的那种不故意取悦于人又不高踞人上的优美、端庄、和谐统一，一直使人叹为观止。这一精神与形体的和谐实际上与希腊人的生活、教育密切相关。在古希腊时期，伦理思想上群星璀璨。既有理性主义的发轫，也有感性主义的倡导。但是希腊人是一个讲究“中道”的人群，在思想、生活与教育中，人们实际上找到了社会与个人、理性与感性、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的某种平衡。约翰S·布鲁柏克说：“雅典的教育目的也可以由一定的美学标准来区别。因为在雅典那个时代以前或以后都没有人考虑到美学。在教育目的问题上，雅典人寻求各方面的平衡。

    他们一方面注重全面发展的个人——身体、道德、智力、审美都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也谨慎提防畸形发展。他们把身体健美和教育目的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希腊人认为，一个好公民应该是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人。”我们不能说德育在希腊人的审美观上起了唯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肯定可以说，道德教育的观念与实际与社会生活一起，与美育一起对古希腊的审美价值、趣味、理想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世纪的来临实际上就是对精神强调片面化时代的来临。

    马克思说“人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愈多，他保留给自己的就愈少”。由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认为世俗生活、肉体及欲望从某种意义上是罪恶的、易于为“撒旦”所利用，因而否定世俗生活，否定肉体及其欲望就成为中世纪西方世界社会生活与教育的一大特色。这一价值观在教育上的反映就是教育目的强调人的精神生活，强调对未来世界不朽的追求。中世纪的教育对拯救人的灵魂特别感兴趣，而救世的方式就是拒绝物质、语言等等感性的引诱。为了精神的、道德的成长，教育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别出心裁的惩罚肉体的方法。正是道德生活与教育上的这一取向，才使艺术成为神学的俾女，才出现了拜占庭式的人物形象。这一时期甚至出现过普列汉诺夫所说的破坏圣像的运动——因为它们不利于表现对天国的信仰和对世俗生活的抑制。

    《西奥朵拉皇后与女官》是靠世俗与宗教权力保留下来的那个时期较少的几件绘画作品之一。画中的西奥朵拉及女官都是垂直站立，姿态僵硬、表情呆滞。画面的生动远不如起装饰作用的外框。这一效果的形成是当时宗教化的审美观念的产物，这一观念就是尽可能地简化或否定人的肉体与生活。毫无疑问，中世纪的修道院教育、骑士教育和社会教育中的道德教育在这一审美观念的形成中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文艺复兴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人道主义(Hu-manism)精神。

    在这一时期，哲学、伦理是以“发现人”、“重视人”为口号的。思想家们极力在宗教的外衣下用人性否定神性，颂扬现世生活的幸福和人生的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和“天国幸福的幻想”。而世俗生活上佛罗伦萨等地青年绅士的生活是以花天酒地、奇装异服等风气闻名的。在教育上，人性的展现是以学习古希腊时期的古典作品的方式实现的。“人们尽管仍然不得不打着基督教正统的旗号，但已经开始从希腊——罗马多神教文学作品中汲取那些令人振奋的道德情感来充实自己的头脑，从而寻求一种道德品质的健全发展了”。拉斐尔的《西斯庭圣母》是文艺复兴时期世俗的审美理想取代宗教的审美理想的产物。画面上，圣母玛利亚怀抱圣婴飘然而至，体态丰满健壮，优美动人，双足赤裸、衣装简朴，目光温柔、充满哀伤与悲悯，完全是一位人间的慈母形象。拉斐尔的人道主义审美理想实际上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产物。考察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拉斐尔对世俗生活的肯定，以及在宗教外衣之下张扬人性的作法都完全是与当时的生活、教育生态同构的。这一同构关系实际上就是道德教育作为影响源之一影响审美观念的历史证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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