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了的春节

上挂着山楂串，肩上扛着大风车，手里还拿着新买的空竹，这真是最大的乐趣。更高兴的是，平时最有威严的父亲也变得十分温和，脸上带着笑容。只有老祖母爱说：“不要闹了，不要乐极生悲啊！”果然发生了一场悲剧，我最崇拜的一位大表哥逞能，把火炮捏在手里放，不知怎么点燃了的炮钻到袖子里爆炸了，把一条胳膊烧坏，全家乱成一团。

    “乐极生悲”常常就是生活的规律。我回忆儿时度过的快乐春节，也同时回忆起快乐当中的阴影。半个多世纪以来，每到春节前临近除夕夜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就在母亲率领家里几个男女佣工忙着准备年饭以及一些仪礼事项的时候，在大门里，二门外那间所谓门房里总是坐满了一群面孔半生半熟的人，有的坐了很长的时间还没有走。这是些什么人呢？是要账的。

    要的是什么账呢？我们小孩子们无须过问。但我却大致知道，有的是属于生活方面的债，譬如米店，饭馆、酒店，绸缎庄等等，这应当说是父亲，母亲和祖母，孩子们共同欠下的债。然而占最大宗数字的则是旧书店和古玩字画店的债，这都是父亲一个人欠下的债。几乎每个星期日，只要是父亲没有“上衙门”的休假日，古玩商、书店伙计总是不断往家跑。摩挲旧书、古玩，爱不释手，是父亲的最大快乐和幸福，然而他也就永远还不清这笔账了。

    最温柔善良，从来不和人家红脸吵嘴，连对孩子也从不丝毫责骂的母亲，为了父亲在古玩旧书上的永无止境的庞大开支而埋怨，争论，最后哭泣流泪。我看见过不止一次。

    对年三十登门讨账的债主子们敷衍，劝说，总也得付出一些钱来才能把他们一一打发走。虽然这只是我在孩童时代的经历，却至今如在眼前，是我幼小心灵上晴天里的阴天。但只要除夕一过，年关也就过了。那时候好像买什么都可以欠账，讲究三节结账，即春节、端午节及中秋节。节期一过，就下节再说，这是生意人的纪律和一般遵守的道德。

    这篇文章从快乐的春节开始到债主子逼账结束。我想重复一遍：这确是生活的规律。我虽然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但父亲、母亲却都是从江苏和浙江来到北京的移民。他们都会说普通话，但是一个说常州腔的普通话，一个说杭州腔的普通话，而祖母则一口常州话，总的说来是南腔北调。所以我家的春节不是真正北京习俗的春节。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夜

    【百家在线】

    吴祖光曾著文回忆了当年轰动全国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二流堂”的始末缘由。

    抗战期间，从延安来了一个小型的秧歌剧团在重庆演出了《兄妹开荒》。吴祖光和一班文艺界的朋友们听到一个前所未闻的名词——“二流子”（光吃不干的懒汉）。这个有趣的名词把他们都打动了，因为大家生活都没有规律，睡懒觉，吃饭不定时是常事，于是就互相戏称为“二流子”。

    有一天，郭沫若听见他们互称“二流子”，就说：“好，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都说好。本想请郭沫若当场题字做匾，但是找了半天，无笔无墨，只得罢了。但是“二流堂”

    这个名字却从此叫开了。不久就名传遐迩，文艺界、新闻界、演员们把这里当做休息、聚会的地方。

    岂料，这个朋友间的聚会在上世纪50年代竞被视为“小家族”

    遭到错误批判，“文革”刚刚开始，无数的大字报、小字报、标语纷纷把矛头指向“二流堂”，吴祖光成为“现行反革命”，甚至出现了“彻底砸烂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的大标语。

    直到1979年，“二流堂”一事才被查明，凡受到与“二流堂”、“小家族”等问题牵连的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其时，吴祖光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