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绪论

    序

    裴汝诚

    宏义同志的近作《宋初政治研究——以皇位授受为中心》，即将呈现给读者了，我有先读之快，亦先行祝贺了。

    多年来读到宋朝初期政治，就有一些疑云不时出现在眼前，主要是：那些政治疑案可是孤立的？如不是孤立的，那么之间的联系又是什么？从宋初王朝政治的进程上看，那些政治疑案之间显然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它们的中心就是皇位继承问题，而这个中心议题的重点无疑就是“金匮之盟”。五代政权交替的教训和陈桥兵变的现实，当是出现金匮之盟的历史原因。金匮之盟的核心内容是将皇位授受在赵姓之中进行，而不是在赵姓之中的赵匡胤或赵光义、赵廷美当中的任何一支中传承。但实际的情形，恰恰是在赵光义一支中进行，这是为什么，或者说怎样操作才能发生这一变化？

    金匮之盟的重要人物，赵匡胤在世时自然是他，赵光义坐上龙椅时，则无疑是赵光义。赵光义在即位后的一个月就登极改元，而不等到再过十几天的来年正月这个传统的改元之日，为什么这样急切？

    赵德昭、赵德芳兄弟之死，赵廷美之贬，这三个都可能和皇位授受产生直接关系的人物的贬和死，为什么都在赵光义掌握皇权之后发生？这显然不是孤立的。

    从金匮之盟到真宗即位，即从赵氏到赵氏一支的传承变化中，赵普都是漩涡中的核心人物，他那句太祖已误，你赵光义不能再误的说法，道出必须在赵氏一支内授受皇位的政治主张，而这正是赵光义多年筹划而没有直白于口的问题。赵普敢于和赵光义说出这种完全和盟约背道而驰的见解，并且为赵光义最后用传位儿子的行动所实践，决非出于偶然，只能说明赵普和赵光义在这个授受皇位问题上的默契一致。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于国于民于历史进程有益与否，是评说的主要标准。赵光义没有实施违背历史进程的政策，主要强调的仍是赵匡胤时期的成规；真宗继统之后，在政治设施、制度建设等等方面均有所发展，被后人称为“真仁治世”，对结束唐末五代的纷乱割据有着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赵光义即位以后实施的不少政策措施，都和金匮之盟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

    由于赵光义得位不正，所以在当时以及他的儿孙编修实录、国史时，对相关的史事大都作了掩饰、删改，使得本就有些语焉不详的宫禁内事，如金匮之盟之类，更加云山雾罩，传疑千年。因此，对宋初那些决非偶然发生的政治疑案，必须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力求辨析众多纷杂的史料，找出诸事件的发展线索，才能找到破除这些疑案迷踪的关键。宏义的新著，在这个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该书资料翔实，宋朝国史、实录、会要等官方史籍，《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宋元明清私家著述、文集、笔记，搜罗殆遍；当代史学泰斗的论著，年青一代学者的文章，凡与此题相关者，无不备览，读者有此书一册，自可窥见宋初三朝皇位传承的官私资料。值得称道的是，全书从宋初主要典籍研究入手，点破宋初政治迷雾，扎根于资料之中，后人欲解“千古之谜”，仍须从资料用力。作者对资料辨别真伪，区分可信程度，品评各家对资料的诠释，都颇具说服力，富有启发性，有与读者互动之效，使研究工作有着坚实基础。

    全书以皇位授受为中心，以“金匮之盟”为重点，重笔剖析赵光义、赵普其人其事，加之随文考证，论说有力，所以线索清楚，重点突出，堪称力作。倘能在表达方面更加推敲斟酌，当可增收阅读之效。

    宏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参加多项标点校勘古籍工作，如《朱子全书》、《顾炎武全集》，修订点校本《宋史》等等，在学习和实践中，于宋代史、宋代文献、目录学、校勘学受益匪浅，在同一时期，发表论文多篇，著作数种，不少论著都是研讨宋代政治史的成果，因此撰作此篇书稿，应是积累有年，水到渠成。

    二十多年来，我们共同工作，相互切磋，宏义是超常勤奋的。功夫不负勤勉人，多年的历练，辛勤的耕耘，理所当然地应该获得今天的收获，盼为祖国的百花园再添奇葩！

    绪论

    宋初政治及以皇位授受为中心的诸疑案

    史称“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就宋朝而言,因“艺祖(太祖赵匡胤)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997页。）所谓立国之本,关乎国之兴亡与国祚修短,而宋初所确立并深刻影响有宋一代政治文化的“尚文”国策,实与宋太祖创建宋朝的方式，以及宋初帝王为长治久安而施行的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迥异于宋朝“尚文”之风,唐末五代时期政坛上弥漫着尚武鄙文风习:“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卷二**后汉乾祐三年四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422页。自唐代“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战乱不已。进入五代时期,依然方镇据地称雄,而朝中大将亦拥兵自重,骄兵悍将屡屡在野心家的策划下发动兵变,使天子成为其“贩弄之物”,《通鉴》卷二八一后晋天福二年七月,第9178页。以至于五代诸政权历时均甚为短暂,天子往往死于非命。据《通鉴》所载统计:后梁历三帝十六年,后唐历四帝十三年,后晋历二帝十一年,后汉历二帝四年,后周历三帝九年,其为帝时间短者仅数月而已。其中后梁太祖、郢王、末帝,后唐庄宗、闵帝、末帝,后汉隐帝,前后七君皆死于非命,后晋出帝因国亡而被契丹掳向北国。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南北征战,“神武雄略”,被誉为“一代之英主”,（(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纪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87页。）但又壮年病卒,由其七岁幼子即位,却因主少国疑,后周大将赵匡胤乘机发动兵变,创建了赵宋王朝。

    清初学者王夫之指出:历代“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也;其次以功,汉、唐是也”。但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而“无积累之仁,无拨乱之绩”,实是“乘如狂之乱卒控扶以起,弋获大宝”。当时“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俦侣也;统而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与共理者,旦秦暮楚之宰辅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敌国也”,所以太祖“一旦岌岌然立乎其上,而有不能终日之势。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唯其惧也”,故“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清)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3页。）因此,为避免宋朝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宋初君王在总结五代诸国“短命”及自己从后周夺得政权的经验教训后,在政治上相应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如:为抑制武人集团势力,而实行“崇文抑武”之策;为加强中央集团,而实行“强本弱末”之策,以夺方镇之权;为使朝廷中各利益集团互相牵制,“各不敢为非”,而实行“异论相搅”之策;(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壬辰条,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169页。）为避免如后周“主少国疑”而政权为他人所攘夺的一幕再现,太祖与其母杜太后定下了传位“长君”的“盟约”。这些影响宋朝政治或积极或消极的政策措施,其核心就在于皇位授受,即夺得政权以后如何保住政权,建立起能维持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由此,在宋初,因立国、皇位授受等原因引发了诸如“陈桥兵变”、“金匮之盟”、“杯酒释兵权”、“烛影斧声”、“德昭自刭”、“廷美迁殁”和“元佐贬庶”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

    对于“陈桥兵变”、“金匮之盟”等事件,宋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不仅语焉不详,而且存有相互抵牾、矛盾之处。细究其中原因,一是当事之君臣讳莫如深,甚至设法百般讳避、歪曲,而当时臣僚或未知其详,或因种种利害关系而沉默,使得事件发生的当时,笔诸文字者已非实录;二是自真宗以下君臣、士大夫,出于为君王、尊长者讳,更重要的是基于宣扬“本朝”立国之符合“天命”、太宗及其子孙继位之合法性等政治因素,而在官修“国史”中对上述政治疑案或讳避,或曲笔厚饰,甚至为此多次重修《太祖实录》,使得相关记载真伪相杂而难辨;三是被世人视为可补充“正史”不足,能纠正“正史”曲笔、讳避之弊的野史、笔记之类宋代私家著述,虽对“国史”中极力讳避的这几大政治事件有所记录,但却因宫禁事秘,且宋廷对此多有干涉、禁止,加上这些野史笔记所记载者颇多属传闻之言,并且也程度不同地受到官修“正史”内容的影响,故而也难以如实记录这些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于是,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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