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8年。对于李元昊和宋仁宗来说,都是极其不平静的一年。对于李元昊来说,这一年,他正式称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而这一年,是大宋的景佑五年。李元昊为这个新生国家定国号为“白高大夏国”,简称“大夏”,而宋朝方面则因为夏在大宋的西面,将其称之为“西夏”。对于宋仁宗来说,这是大宋王朝自太祖皇帝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耻辱,要洗雪耻辱,就必须与西夏一战。于是,大宋王朝首先向西夏发了宣战书。
而西夏方面,则采取李元昊之前的既定策略——不宣而战。西夏军队势如破竹、攻城拔寨,大有涤荡中原、宅兹中国的野心。称帝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039年,李元昊写信通知宋朝政府,要求宋朝方面承认西夏独立的既成事实,如不承认,那么,不好意思,继续打,打到你服气为止。
在这时的朝廷里,主战派是占绝大多数的,大多数官员在战术上藐视了敌人,认为西夏人不堪一击,大宋天兵一到,定期歼灭。而范仲淹显然思考的更深入一些,他已经专注研究西夏形势二十余年,在这方面的造诣远远超出别人,他不主张轻敌冒进,主张坚决防守,修筑堡垒,把西夏军肥的脱瘦、瘦的脱死。
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可是很快就被扣上了一个又一个帽子,什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什么胆小如鼠、什么软骨头……这令范仲淹很是无可奈何。
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此时的范仲淹就是这少数人。
孤独,袭上心头。
他一心想的,是如何打出一个大胜仗,而不是像某些官员一样,耀武扬威。
西北边境三川口大败的消息传来,京师震动,整个都城的百姓人心惶惶。此时此刻的范仲淹,不改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秉性,忧国忧民的他思考着大宋王朝的未来。
那是一个秋日,他在御街上散步,颇有感怀,写下: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他很想到西北前线,很想到军中效力,只有如此,平生的才学与怀抱才得以伸张和施展。
仁宗皇帝与范仲淹一起微服私访,马车走到大街上,忽然听见有书贩子在叫卖《四贤一不肖诗》,那个书贩子很激动,高喊:“这四贤一不肖的首贤,就是直言进谏不折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仲淹啊!”说罢,很多市民纷纷掏钱购买。
仁宗皇帝感慨道:“公道自在人心啊。知道我为什么叫上你一起到街上微服私访吗?”
范仲淹说:“官家是要对臣委以重任,臣自请到西北边疆效力,抗击西夏。不把西夏人赶出去,臣绝不回朝。”
仁宗皇帝开始了自我批评:“朕血气方刚,听信了某些人冒进的建议,扬短避长,给敌人打了野战,结果大宋军队损失惨重,现在西北边境的延州城已经被元昊团团围住,延州城危矣,西北危矣。”
范仲淹给仁宗皇帝加油打气:“臣此去,必将不辱使命。”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仁宗皇帝的语气渐渐放轻松了。
旁边的小黄门拿出一道圣旨:“除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延州知州,自即日起,开赴边塞,整军修武,收复失地,切切,不得有误。”
范仲淹再拜稽首:“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