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七五章 英国的总崩溃（三）

    这种“加速”的主体，当然是人。???.biQuPai.coM

    就在大顺这边的人和北美这群人探讨着“国家”和“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这些概念时。

    英国，正在把居于大顺幕后一些人所认为的“加速”，用一种普遍的方式演绎着。

    没什么特殊的普遍。

    英国，利物浦。

    从德文郡调集来的民兵，正在殴打上街的人群，并且正朝着人群开枪。

    如果谈抽象的法、程序，这种开枪似乎是合法的，也是合乎程序的。

    因为根据《1715年暴乱法》，“凡英人聚12人以上，则为暴乱”。此法律历史上直到1967年才废除。

    按照此法令，若通知警告一小时，仍不散去，则可杀戮、抓捕。

    最高绞刑。

    且，《1715年暴乱法》，是英国为数不多的不受“刑不上士大夫”条款约束的法律之一。

    按照《神职人员保护法》，神职人员不受世俗法律之约束。但，《叛国法》和《暴乱法》，在此之外，其条款明确规定，叛国罪和暴乱罪，不在“刑不上教士大夫”的范畴之内。

    当然了，辨别是不是“教士”的办法，得靠背经。背基督教天下的《诗经51篇》，抽样一篇，若可背诵，则认为算是“士”，免于世俗刑罚——后来的北美波士顿惨桉中，两名士兵，也是被处决前，背诵了《诗经》，免于死刑。只不过在拇指上用烙铁烙了个记号，示意免死金牌失效，只能用这么一次。

    只不过，这一次既然被认定是暴乱，那么莫说背《诗经》，便是背《圣经》、说自己是耶稣他亲爹，那也没什么用。

    这些镇压的士兵，并不是利物浦本地的，而是从德文郡调集来的。

    之前不是因为大顺参战，导致一些流言四起，说可能会修改民兵法，强制让民兵出国作战吗？

    英国政府也是专门出台了新的《民兵法》，着重强调：你们不要起义，放心，真的不会调集你们去海外参战的。

    倒是根据《1745民兵法》，各郡民兵，是要一年轮戍的。

    之所以轮戍，原因也很简单，如果都是当地人，乡里乡亲的，开枪的时候，可能下不去死手。

    所以要各郡一年轮戍。

    如果叫你去当民兵你不去，也不是不行，只要交30两白银的罚款即可。如果不交，那就去“债务监狱”，种植园走一圈，偿还这30两白银的罚款即可。

    这德文郡算得上是穷乡僻壤，和利物浦的这些市民也没啥共情，加上压根也不认得，当初一年轮戍的法令为的就是防止同乡认识下不去死手。

    于是，德文郡的民兵，殴打和镇压利物浦的老百姓，那真的是打的得心应手，杀的红光满面。

    利物浦的市民上街，这事儿要说起来，屎盆子倒也真的能扣在大顺的头上。

    但，因为能扣在大顺的头上。

    所以没扣在大顺的头上。

    利物浦的市民反对英国政府的理由，是质问英国为什么要参加欧洲的战争？为什么要在印度刺激中国导致大顺参战？如果不在印度刺激中国，大顺怎么会参战？

    大顺不参战，他们的日子能过的这么惨吗？

    当然，这个问题，继续往下引申，那可引申的就多了。

    比如，质问英国王室，参加欧洲战争为了啥？还不是为了汉诺威？

    是保英国？还是保汉诺威？

    你们家族，到底是汉诺威选侯？还是英国国王？

    比如，质问英国政府，为啥要往无底洞一般的北美投钱？为什么要在北美打仗？把战火烧向北美？

    这便是当时大顺决议参战的一个因素——如果是拿皇时代已经稳定的英国，大顺不会参战，因为那时候英国真的敢拼死一搏，上岸也不怕。但现在，英国内部根本不稳定。

    《1745民兵法》，轮戍制就是为了防止雅各布派起义，驱逐汉诺威鞑子，迎回正统的。

    至于此时利物浦的市民，为何要反对英国政府，表面的原因也简单到不能简单。

    利物浦的经济，崩溃了。

    作为一个六十年前还只有6000人的小城市，几十年内暴增了十倍人口，成为此时英国数一数二的港口城市。这种快速的发展，也就意味着这座城市的极端脆弱。

    因为既不是靠工业、也不是靠农业，而是靠纯粹的商业。

    后世历来多有讽刺中国自古的“天朝上国”心态，自诩为天朝上国、无所不有。

    这话吧……肯定不对。

    比如没有日本的铜，连铸钱都是问题，更不要提连个波托西级别的大银矿都没有的贵金属缺乏的事实。

    但就19世纪之前，刨除掉这些贵金属，这话说的倒是也不算错。比如现在大顺来欧洲贸易，纯纯都是跑单趟，因为回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运啥能赚钱——这不是大顺有高额关税，而是就算零关税也真的除了金银铜之外没啥可以运回来卖钱的东西。

    历史上18世纪晚期，广东的钟表匠就已经彷制品满天飞；法国运八音盒一共赚了五年钱。

    是以，固然说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这般不好，那般不好，但有一样，不至于出现因为海上封锁就直接全面经济崩溃的情况。

    英国则不同。

    利物浦更是不同中的典型。

    对于常读史书的大顺人而言，这种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事，对于几年前文字记载的历史，很容易理解什么叫沧海桑田。

    镐京之黍离，位列王风，世上没有不灭的王朝，也没有不兴衰的城市。

    若如繁华了千年的扬州，被一波漕运改海运，直接干废；兴盛了数百年的北方小扬州聊城，伴随着黄河改道运河被废，从千百商号鳞次栉比，混成了国家级贫困县。

    这样的历史太多，又岂止是镐京黍离？

    故而对于大顺的很多人而言，尤其是经历了运河被废等一系列改革的大顺新学一派的人而言。

    他们还是懂一个道理的。

    一座城市的命运啊，固然要靠……但也要考虑……

    利物浦的市民，显然因为文字历史太短——毕竟，刑不上士大夫的神职人员保护法的“识字考察”，居然要靠“背《诗经五十一篇》”这么离谱——所以他们很难理解什么叫“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至少，在此之前，因为贸易的蓬勃发展，以及诸多因素，利物浦的市民一直认为，他们身上有一种有别于他处的品质、精神、冒险精神、商业精神，才导致利物浦在短短六十年间从小城市，发展成大贸易港。

    当然，这种观点，也很正常。

    毕竟，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萌，就认为英国的经济不如荷兰，是因为英国人的劣根性，缺乏荷兰的勤劳、冒险精神等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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