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六二章 分赃大会（三）

，谈点关于经济、技术、财政方面的问题。

    他上台的时候，法国被密西西比泡沫弄出来一个巨大天坑，1726年货币改革之后，弗勒里一直维系通货紧缩政策，希望把密西西比泡沫的大坑填上。

    连续两任财务总监，都是弗勒里提拔起来的，也都是贯彻着他的意志。以及贯彻着六十年前科尔贝尔制定的经济政策——国家投资，兴办经济，学习技术，招纳技工，国家管控，政府订单。

    弗勒里希望菲利贝尔，能够在刘钰见国王之前，达成一系列技术转让的合作。

    比如丝绸纺织业、棉布纺织业、造纸业等。

    虽然他也很希望能拿到大顺的瓷器制造业的技巧，但深知不可能，故而最大的希望也就是能够拿到纺织业和造纸业的技术。

    这种事，国王肯定是想不到的。

    国王只是自认为自己是个天才的战略家，根本不在意这些经济贸易上的小事。

    因为太了解，所以知道不可能，也所以只能在刘钰面见法王之前，先把这几件“小事”定下来。

    科尔贝尔的政策，延续至今，放在造纸业上，路线也很明确：从大顺招揽技术工人，法国国库投资兴办造纸业工厂，在确保可以生产之后提高关税保护本土造纸业，通过贵族、王室和政府订单确保造纸业蓬勃发展，可以满足内需之后开始对外出口换取金银货币。

    造纸业和纺织业，这是弗勒里临死之前，定下的发展计划。

    争取在五年到十年之内，依靠大顺这边的棉纺和丝织技术，使得法国成为欧洲技术最好的棉纺和丝织中心；依靠大顺这边的造纸业技术，让法国再也不需要进口英国的纸张，甚至要在满足本国需求之后对外销售。

    除了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外，弗勒里在死前，还想要了解一下“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尤其是中国古代对手工业的控制、促进和税收状况。看看是否可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法国和英国、荷兰，在经济上走的不是同一条路。

    科尔贝尔的一系列政策，延续至今，若以大顺这边的人看来，自是觉得颇为熟悉，至少比英国、荷兰那一套，要熟悉的多。

    比如此时的财务总监菲利贝尔，极力促成的“法直道”建设——以巴黎为中心，修筑四通八达的道路，每个法国非特权阶层，每年都要为修路服役两周，征发劳役。

    比如此时他极力促成的“运河计划”。征发民夫，修建运河，连续挖通了圣昆廷运河，连接了几条大河，提升了基建和运输水平。

    这些运河和公路网，以及修建这些公路网和运河的测绘准备，是法革时代精确的卡西尼地图的基础，没有这个时代打下的公路基建，也就没有那份精确的卡西尼地图。

    在《双雄记》里，大仲马写道“桌子上摊着一张卡西尼的地图，这上面连最小的崎岖小道都能找到”。

    于是法国公众“看到”他们的国家，并且从国家意识的最早地图显现中认同他们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家园、生活的村庄、城镇，明白自己生活的地方叫做法国。

    地图上的每一寸土地界定为法兰西，将人民和土地绑定在一起，不是向一位君主效忠，而是忠诚于一个非人格的、想象的国家共同体，它叫作法兰西。这是后来义务教育课堂墙上多半挂地图的起源。

    又比如法国一直颇为重要的“官营手工业”，当然在法国这边，叫“王家手工工场”，都是由王室专营，工匠虽然不是匠籍，但法国官营手工业的比例一直很高，和英荷那一套完全不一样。

    从纯粹的欧洲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现代史，似乎是英荷与法兰西争霸的延续：英荷模式，自由贸易，VS，科尔贝尔国营工业主义、法革、卢梭人民主权论、巴黎公社、俄国革命、计划经济……只是对抗者的正统不断东移。

    从历史神学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现代史，似乎是正常的、普遍的发展模式，VS，昂撒人意外的、不正常的、突变路线。正常的、普遍的发展模式，最终走向的，似乎都应该是明清这种封建帝制的巅峰，但昂撒人突变了。

    这都是错误的想法。然而正确的史观，此时还未诞生。

    于是弗勒里从那些启蒙学者和传教士描绘的虚幻的中国图景中，似乎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适用于法国的道路，而且和科尔贝尔的体系是如此相近的道路。

    尤其是大顺这边对王安石变法，并非是全面的否定。而大顺武德宫以及内部的三舍法等一系列名目，更是让法国派去中国的传教士，不得不去了解一下王安石的生平，然后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得出了王安石和科尔贝尔有些相似的结论。

    但正如后世《宣言》中的批判和讽刺一样，“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物质基础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说实在的，连大顺，大明，都没法复刻宋时的制度，因为物质基础不一样了，官营经济的持续下降、宋代官营垄断和全方位商税和贸易垄断体系，也根本没法学。

    大顺、大明都没法学，况于法国。

    最基本的劳役制度、匠籍、买扑、官营手工业比例、贸易控制、官僚比例这些，都完全不同，只能是“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甚至连大顺自己，对着古书，也是如此，根本没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