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日本有雄心野心甚至复仇之心,就怕日本躺平等死。
真要是躺平等死,来混不吝的手段,强化《节俭令》、强化禁民间戴金银、严令武士要安贫乐道不要穿丝用瓷,继续用旧有的统治方法来继续统治,深化社会死气,那大顺这边就只能再打一遍。
但只要不躺平等死,就绕不过一个问题。
钱。
就刘钰去江户送地瓜之前,连削弱诸藩的参觐交代都停了的财政情况,真就是除了当买办之外,再没有别的来钱方法。
腐朽的满清可以搞十三行,垄断对欧洲的出口贸易,顶着火绳燧发的半代代差,从巴尔喀什湖打到尼泊尔再到缅甸。不是所谓武德充沛,唯能氪金、且几十年能氪得起十一二亿两而已。
日本可没有能大宗出口的东西。八十年前短暂的瓷器雄起,不过是因为明末大乱,欧洲人在中原拿不到货,恰好丰臣秀吉在朝鲜战场上抢了一些瓷器工匠。
既不能靠出口挣钱,那就只能选择靠进口挣钱。
刘钰好心好意地给了百分之六的关税,可不是大发善心,而是让幕府有动力扩大进口。反正穿得起丝绸的,也不差这百分之六的税。等着日后机器纺织业发展起来了,需要扩大日本百姓市场的时候,再打一顿要求降关税就是了。
德川吉宗就知道刘钰没安好心,看刘钰写的“岂不美哉”,心道金银这么无用,你怎么像是苍蝇见了血似的?你大顺怎么不把金银都送人,岂不美哉?
但现在也正是前有狼、后有虎。
就刘钰这副一脸求财的模样,德川吉宗确信刘钰还有半句话没说。
幕府要是搞节俭令,那大顺就可以换个幕府,大顺自己搞征服可能有点麻烦,武士怕被四民平等、取消特权,一定会拼死抵抗;但从伊达氏到毛利氏再到锅岛氏,扶植一个新幕府难度还是不大的,满打满算三四万有大规模野战能力的旗本,打一场萩城之战规模的野战,德川幕府自己就会崩解。
不改吧,慢慢等死。
改吧,好像刘钰给出的办法,真的是唯一可行的。前提是幕府仍旧统治,要不然办法倒是挺多的,不止这一个。
德川吉宗已经吃过甘薯救荒和铸币改革的大亏了,现在真的是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细细琢磨了一下刘钰给出的思路,好像也的确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每年的关税、特许专营、硫磺铜料专卖等,能给幕府新增三四百万两的收入,确实可以养得起一支一两万人的正兵之外的奇兵、也可以在德川直辖领的核心地区开办一些学堂。
别的选择都不现实,不管是英国还是荷兰,此时还没有展示出足以让日本震惊的实力,而且在这么多年的锁国惯性之下,只能学西洋之器,绝对不可能学西洋之道。
汉学在日本本就有很广泛的基础,作为中华文化圈的亚文化和衍生文化,上上下下儒生并不缺。而且基本上也跟得上时代的主流,大顺这边全面反思朱子学、日本这边也开始出现了古儒一系。
不过,这件事对整个日本、整个德川幕府的统治而言,却也有一些让德川吉宗犹疑不决的地方。
“刘君为中华之人,却不懂儒家大义,亦不知名教之德。”
“宋时,苏子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
“贵国之大儒顾炎武,亦曾有著作流传长崎。以其所言,以为宋之亡天下,实亡于王荆公变法。若如青苗法等害民之法,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
“然荆公变法后,人心趋利而忘义,这正是宋亡天下的根本。这不像是害民的青苗法,知道有害可以一日废除。这种趋利忘义、结党言利的风气,为祸百年而不知。”
“《小雅·角弓》言: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猴子爬树不用教,自己就会爬。可王荆公动辄谈钱、谈利,这却是在教天下的‘猴子’爬树,让天下士、民,都趋利忘义。”
“刘君既叫我于日本广播朱子之学,却又叫我鼓励奢靡消费;叫我办学求贤而奖儒生,却又叫我不准武士安贫乐道。这何异于南辕而北辙?”
“幕府求利,这难道不是让日本的风气‘教猱升木’吗?若不成,日本之风气为之一变……届时便无有退路。”
“若不行之法术,不成,还可以退回武家法度;行此法术,风气一变,退而不能。”
“刘君这是刨根之术,唯可进,而不得退。”
刘钰看罢,盯着那句“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心道你自己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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