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转眼过去三年,现在是天佑七年的初春时分。
天佑新政开始至今,已经有整整六个年头了。在这五年里,皇权空前强大,朝廷效率奇高,对百姓的骚扰盘剥也降到了史上最低点。
背负在百姓身上的负担一旦降低,困扰三国良久的流民问题便在秦国不药而愈了,六年间大量流民基本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根据天佑六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人口从昭武末年的五百万户、两千五百万口、五百余万壮丁,激增到目前的近一千万户,五千万口、近一千五百万壮丁。
之所以在短短七八年时间,人口数实现爆炸性的增长,一是因为在天佑以前,朝廷施行按丁亩征税,所以隐匿户口数的情况异常严重。尤其是‘十六到四十岁’之间的成年男子,更是被大幅度隐瞒,所以才出现了一户一丁的笑话。
二是因为政策放松、负担减轻,大量流民的回归。这两项便是造成在册人口短期激增的主要原因。至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朝廷鼓励生育等长期因素,因为时日尚短,暂未有多大影响。
但无论如何,人口的增长为国家带来了空前强大的劳动力。五年间全国累计新开垦土地一百三十余万顷,使全国的在册耕地面积达到四百万顷;朝廷又投入巨资兴修水库、水渠等大小水利工程七十七处,使全国可灌溉耕地面积达二百万顷。
此时全国耕地四成种稻,六成种麦。一亩上田可收稻两石四斗,折米一石二斗,中田折米一亩一石,下田折米一亩八斗,一年两熟或三熟。麦粟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平均亩产两石,折面也是一石。换言之,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一石,一年可收两石半。
全国四百万顷耕地,便是四万万亩,到天佑六年的粮食总产达到了十亿石。即便朝廷轻徭薄赋,仅仅‘二十税一’,在今年的税收也可达到五千万石。虽然因为产量暴增,导致粮价连年下跌,但折成税银也可达到四千万两左右。
仅粮税一项,便达到了昭武年间的两倍之多。再加上每年一千五百万两的丁税,更是达到了恐怖的五千五百万两,已经超过了齐楚两国综合。
据《大秦帝国食货志》记载,从天佑三年开始,大秦各地的仓廪中堆满了粮食。因为产量激增,常平仓容量不足,从天佑三年到天佑六年的三年间,全国新增粮仓五千余座,贮藏粮食十几亿石。这还是因为武成王实施特别计划,将大量的陈粮向齐楚两国倾销,否则真会出现‘陈陈相因、腐朽不可食用’的巨大浪费。
大史学家范仲淹当时正是垂髫之年,他在著述中回忆当时的胜景称‘天佑年间、政通人和;国库充盈、百姓富足;路无冻死、家有余财;仓廪即足、货殖兴焉!’并不无感情的称之为‘天佑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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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正公的‘仓廪即足、货殖兴焉’,十分贴切的说明了当时的工商业繁荣。随着老百姓能普遍吃饱肚子,中上之家更是手有余财,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希望穿的好些、吃的精些;用的舒服些、住的气派些,于是交通天下之货、满足人们需求的工商业便蓬勃发展起来。
再加上朝廷大加鼓励工商,不仅从法律上明确‘士农工商、一律平等’的规定,而且兴修道路、拓宽运河,为南北商旅提供交通便利。还取消了原本林立的税卡,严禁歧视商人、不准向商人重复征税……尤其是天佑四年,朝廷对禁而不止的私设税卡施以严惩,两个月时间一千多颗人头落地、七千多官眷遭到流放,极为有力的震慑了朝野上下,使盘剥、难为商人的行为大大收敛,给了大秦商贾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
一时间,有志于工商的百姓激增,仅天佑六年一年,向华夏票号申请低息贷款的人数,便达到三万余人,数额更是达近千万两之巨。
兴盛的商业带来同样可观的税收。天佑新政对工商业采取‘十一税’,天佑二年新政初行时,所收工商税款的总数是七百万两;天佑三年便提升到了一千一百万两,到天佑四年更达到了一千八百万两,天佑五年终于突破两千万大关,天佑六年更是达到了两千五百万两的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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